吕澍

文盲一词一般来说翻译成德语就是analphabet，英语除了用这个词，经常用的是illiteracy。文盲在中文里是不识“字”，但是analphabet意思是不认识“字母”。那么这两个词之间的差异就显示出来了：不认识字母跟不认识汉字，意思很不同了。

汉字本身就是词，认识字就是会认、会读、会写这个字。拼音文字里的词是字母拼起来的，即使能够拼读出一个词，完全有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

所以按照字面意思，德语或英语的“文盲”，是不认得字母，不会拼读拼写。拼音文字，一个人只要认识了字母，拼得出读音，就念得出text（文本），便不算文盲了。日常用语，的确念出来就知道意思了，可如果是拉丁词根的“科学用语”之类，对很多人来说就如听天书了。这类人就被称为funktionale analphabeten“功能性文盲”，而真正的analpabeten，其实称之为“字母盲”更合适。

从前中国识字的人很少，历史上具体可查到的文盲数字，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文盲率达80%。简而言之，那时绝大多数人是不识字的，因为中国的文盲等于字盲。人们历来将这种状况归咎于中国汉字难学、难写。因此，百多年前致力于救国图强的先贤，痛心疾首于民智未开，曾有过废除汉字、拼音化中文之讨论，让中文不再难学，以减少文盲，富国强兵。

中文后来并没有走拼音化的道路，只是用了拼音作为注音。文盲率却降至极低的水准。低到什么程度呢？根据最近一次人口普查，即今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文盲人口（15周岁以上不识字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为2.67%。

反观西方的文盲率，以德国为例，却比中国高得多。据德国汉堡大学2011年的一项研究结果，德国总人口的约4%是“字母盲”，而14%是“功能性文盲”。

也就是说，在降低文盲率上，用拼音文字非但没有显示出优势，甚至反而有劣势，也就是说明，汉字其实有优势。想起儿子阿方上幼儿园时候，被我们开玩笑叫“小文盲”，可是他其实还认识不少字，只不过时常出错。

比如有一回，阿方拿着一本小画书，认真读出：“屁虫岛”，姐姐阿团觉得奇怪，拿过来一看，原来是“昆虫岛”，就笑话他是小文盲！阿方不好意思地说，“原来少了一根尾巴啊！”我赶紧把两个字一对比，还真的是屁字多了一瞥，看来小孩子认字是看图形的，这算我的“看图人字”直接经验。阿团说她中学哲学课里念过一本美国人瓦兹（Alan Watts）写的《道：水道之道》（Tao,The Watercourse Way），也阐述汉字更容易被辨别和记忆。

汉字除了容易被记忆，还有更多的优势。网上查到，说要看懂中文报纸，需要认识2315个字。记得阿团在上海刚进一年级时，已经认识一些字，按班主任老师的估计有1500字，当时令我有些吃惊，竟然认识这么多字了。

后来阿方上一年级，他的老师也作了类似的估计，我这才知道这个数字应该是可靠的。他们俩上学前都没有正式学过汉字，不过平时零星认得而已，不会写，但不妨碍他们外出时高高兴兴地读出街边的商店招牌和霓虹灯广告。

中国小学生因为要学习读写汉字，学习强度的确很大，每天要抄写很多字词。但是以这样的强化训练，到两三年级时，他们就能够阅读《马小跳》之类的儿童文学书籍了。因此以我的直接观察，估计认识两三千个汉字后，的确可以有阅读能力。

拼音文字上手容易，不过26个字母，会读会写字母很容易。可是拼写并非意味着怎么说就怎么写，把词语拼写正确是很不容易的。以德语词汇拼写之规范，尚且会拼错，更不谈英语拼写的规则不定，需要死记硬背处很多。据说要有勉强的英文阅读能力，须掌握8000个词汇，学习过程事实上比学汉字更长。

此外，中文词汇多是两三个汉字组成，哪怕是新词汇，只要认识基本数量的单字，就能明了组合词汇的意思，效率极高。德语或英语这类拼音文字，就不具有此优势，特别是专业词汇，都是全新的组合。比如，自从冠病疫情暴发，我们就知道其病毒传播途径有“气溶胶”一说。

在中文里，尽管这是个新词，但是大家一看就明白。而德语的同一个意思的词汇aerosole，是希腊文加拉丁词两个词根组成的专业词，一般人不会认识。也就是说，使用印欧语系语言的人，除了小学中学时代要背单词，还须要不断学习新的语汇，不然就有成为功能性文盲的危险。

这样一比较，汉字的优越性就显而易见了。貌似难学的汉字，却有其以一当十的优势。再加上现代科技的加持——用电脑输入后，写字成文的效率更是比拼音文字有过之无不及。

幸好当年没有真的走上汉语拼音化的道路，不然岂非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作者是旅居德国柏林的翻译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