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思考香港

作者：李伯达

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正式推出“共同富裕”，提出“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三次分配”，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等。“共富”正式登场，标志着中共严防资本野蛮扩张，致力缩小贫富差距。在“党领导一切”之下，这同样适用于“新时代”的香港，中央不容本地财团任性，不容其发展成为财阀，不容其左右大局，不容其“造王”，要求他们在房屋等民生问题方面必须“多回报社会”。

改革开放后，中共打破“吃大锅饭”的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刺激经济活力，亦成功令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但与此同时，开始出现贫富差距等问题。一些巨富指点江山，操弄舆论，收买官员，试图影响国策，更是令党不安。

正如习近平所说，“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此中央在宣布进入“小康社会”之后，正式将共同富裕提上议程。

事实上，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央政策已体现鲜明的共富取向，包括致力脱贫，抑制高收入，如针对艺人、球员天价薪酬推限薪令，追税，对巨型科网企业展开反垄断。马云、王健林、许家印等一批张扬的富豪灰头土脸，娶了某位中央领导人孙女的吴小晖更是锒铛入狱。

这次亮出“共富”，就是认为蛋糕已经做大，开始要“分好蛋糕”。中央讲明“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不能将“共富”简单理解为“打土豪分土地”、“劫富济贫”，但富人阶层不可能再“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而必须在慈善、交税等方面“多做点事”，回馈社会，预料后续政策将更加系统化，比如遗产税的开征，房产税从部分试点到全面铺开，将加快进程。

“共富”登场，对香港也有强烈启示。香港回归之后，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体制发挥到极致，本地财团二十多年来不断坐大，在很多领域形成寡头垄断，涉及衣食住行，几大地产商囤积土地，幕后操弄政治和舆论，已经接近财阀的高度。在人均GDP高达4.67万美元的香港，竟然不止有劏房，还有数万人居住在环境更为恶劣的“笼屋”。特区政府视“积极不干预”为金科玉律，不敢也无力出手。

贫富悬殊加剧，住房困难，为2019年的修例风暴提供了土壤，但本地财团在风暴却首鼠两端，态度暧昧。北京在“平暴”之后，再也不容忍这种局面持续。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开腔，香港的住房问题必须解决，“即使难度很大，但总要有解决开始的时候”，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期盼香港在本世纪中叶告别劏房、笼屋等问题，希望管治者有效破解住房就业、医疗和贫富悬殊问题。

中央在选举制度的改革也限制了财团在政治上可以扮演“关键少数”。负责选举特首、大部分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由1200人增至1500人，大幅增加“爱国者”，摊薄传统商界影响力。有媒体统计，本港六大地产商42名参选人即使全部当选，也只占2.8%，相反中资机构则强势崛起。

北京由幕后强势走向台前，本地财团呼风唤雨的时代谢幕，不能任性，也无法任性，必须为香港的“共富”尽一份力，“多回报社会”，尤其在房屋问题方面必须配合，不要再企图暗中阻扰。

作者是福山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