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理论创新是中共面临的紧迫课题。苏共亡党亡国的深层原因是经济模式僵化，竞争不过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原因是政治腐败和道德破产。

第一个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苏联解体后，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行不通的明证。可现在中共说它的成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为什么那时不行，现在又行了？这必须有一个交代，不能是一本糊涂账。

中共在实践上的调整——简单概括为市场化和国际化，比较清楚，但理论上的梳理却很模糊，基本上是以“不忘初心”为名的原版回归。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因素远远超出了马列主义。回归原教旨等于无视这些因素。有两大前提决定了意识形态的调整势在必行：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和第四次工业革命。

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中共在野闹革命时，这话很给力。一朝成为执政党，再提它就是鼓动别人造自己的反了——文化大革命正是如此，结果是灾难性的。

这是因为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家，无法实现从“破”到“立”的转折。他称：“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字就在其中了。”这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但不符合实际。立要比破难多了。

马克思主义在“立”上向来乏善可陈。它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分析透彻，但对共产主义社会只有愿景，具体叙述几乎为空白，造成他身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五花八门，而且都不成功。

对执政党角色的调整

要实现从破到立的转折，就必须超越阶级斗争，推行包容与和谐社会，让每一个人在社会里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位置。中国的现实社会状况和它在世界上所要扮演的角色，都要求它培养包容的品质，这就必然超越马列主义正统。中共执政的重点，应该是协调各个阶层和群体，解决社会分工中出现的利益冲突，而不是挑起阶级斗争，因为在强势的国家下，没有任何矛盾是不可解决的。

胡锦涛的“和谐社会”，正是对执政党角色的调整，但须要缔结一个建立在全社会共识上、包容广泛的新社会契约，作为和谐社会中的认知和评判标准。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引领世界历史进入后工业化、后资本主义时代。新技术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马克思的许多根据工业时代前期现实的论述，己经或正在过时；知识经济正在改变市场的游戏规则，创造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些条件。

在利用这些条件上，中国的体制有很大优势（本人在2020年9月15日《联合早报·言论》的文章《知识经济的社会主义含义》，对此有初步梳理），但其方法必然不是传统的阶级斗争。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的哪些部分须与时俱进呢？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之后，世界各国各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探索五花八门，但都碰到一个核心问题——市场的位置。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但充满了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所以从列宁开始，国家层面上的社会主义实验都压制市场，但最终都不得不让步。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采取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搞计划经济造成消费品奇缺，滋生了大量腐败，但他在农业集体化边缘留了一些“资本主义尾巴”；毛泽东则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最后导致了改革开放；越南的轨迹与中国基本相同；古巴、朝鲜等国家不得不放松对市场的控制；意大利、印度等地方上掌权的共产党，一直都在与市场经济周旋；与社会主义有渊源的西方国家如英国的工党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实践、福利国家等，都企图在资本主义大环境下，实施一些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以减轻资本竞争的残酷性。

苏联和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能说没有取得巨大成就，但两者最后都拥抱了市场：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俄罗斯则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一个古怪经济体。

这里最核心的问题，是达到社会主义原则和市场经济规律的无缝衔接，让市场的活力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须要一方面承认私有产权，另一方面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如金融资本垄断、赌场资本主义泛滥、对员工的残酷压榨、资本无序扩张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害等。如果用正统的阶级斗争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就会造成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有可能再次导致僵化和落后。

第二是劳动价值论。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继承过来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之一。然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它越来越与现实脱节。

古典经济学家离手工工场时代不远，那时候价值确实依靠工匠的双手来创造。再早一些农耕经济更是依靠体力劳动，技术含量很低，能出气力就行。在当今全球化的生产和交换格局之下，资本和劳动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要素参与分配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逐渐成熟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正在边缘化体力和脑力劳动。价值的创造越来越依赖技术和资本中含有的综合知识和智能。其实，马克思也预见到这种可能，他在1858年的一个夜晚的读书笔记中推论，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将使人类劳动在社会生产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这样一来，劳动价值的逻辑就难以成立，资本主义就会“被轰上天去”。现实社会中的收入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主要不是资本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而是知识经济沿用工业经济时代的市场游戏规则造成的。“共同富裕”要靠调整游戏规则，而不是消灭资本家。

第三，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个理论忽视了硬币的另一面——阶级分化也是社会分工合作的结果。作为执政党，中共应该强调的是合作的一面。知识经济时代的资本家，大多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现在的巨富往往是最疯狂的工作者，他们常将财产用于公益或开辟新领域，比如马斯克的多星球家园计划、新能源和交通、脑机联结和人工智能的研发，对人类意义重大。

中共有政策和制度优势，来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发挥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同的作用，应该明确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之一，是社会主义建设者，而不是阶级敌人。

第四，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问题。正统马列主义理论，也是为毛泽东恪守不移的，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理论明显带有早期工业社会的烙印——工人阶级大量集中，容易组织，而且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然而，历史的轨迹远远偏离了马克思的预测：且不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白领职员大量替换体力劳动者，在20世纪中叶之后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既不集中，也没“水深火热”。

方兴未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发生在全球肥胖症泛滥时，它的职业结构更加分散和多元，人们的政治诉求五花八门，很难组织起来，更不用说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马克思“轰上天去”的灵感，其实是为超越资本主义提供了一条非暴力的途径。中共的执政地位使它能够分步骤、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而不用理会那些别有用心者的阶级斗争的喧嚣。

第五条最关键，国家理论。其一，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一点已经被选举民主的普及和福利国家否定了，至少它不是普遍真理；中共的“三个代表”也间接地否定了这一点。

其二，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早已指出，国家有其独立的利益。这一条尤其适合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苏联崩溃的政治因素，是苏共形成一个僵化又不顾老百姓死活的特权阶层，“无产阶级专政”成了维护特权的工具。这个趋势在中国也始终存在，毛泽东终身与此奋战；习近平也正在与它进行一场史诗般的搏斗，不过他的方法是反腐、制度建设和重塑信仰，而不是发动群众造反。

其三，国家还有许多服务和生产公共产品的功能，不可能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会最终消亡。鉴于此，中共应该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建设一个和谐、公平正义的社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挑战则是防止特权阶层、维持政权的人民性。

以上几点，中共在实践上的路子基本是对的，但缺少理论升华，因而有摇摆性，容易被左潮绑架。以上领域含有大量中共自我提升和自我革命的机会。

如以“理论自信”来守旧，就会丧失百年巨变所带来的引领世界潮流的良机。它应该扩展视野，兼收并蓄，发扬光大中华文明，特别是其中和谐及仁政的主题；也要吸收其他文明和文化的优点，以实现用包容性的社会契约来替代斗争型的意识形态。（本人自2020年11月以来在《联合早报》上陆续发了五篇文章探讨新社会契约的问题，恕不在此展开。）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在“立”上向来乏善可陈。它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分析透彻，但对共产主义社会只有愿景，具体叙述几乎为空白，造成他身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五花八门，而且都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