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台湾《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社论

新冠疫情稍缓，台湾行政院除将警戒等级降为二级，也开始构思比照去年的“三倍券”，规划发行“五倍券”。未料此议一出，引发舆论严厉批评，对行政院造成极大压力。几经周折，行政院最终决定五倍券照发，但民众无须掏钱购买，等同改采消费券形式。回顾整个决策过程，荒腔走板，充分曝露出政府的颟顸与无能。

这样的说法不表示若是国民党执政，就不会发生这些决策过程的荒谬与错误；因为在台湾最大的这两个政党，向来就没有财经政策的中心思维，只有“为反对而反对”的立场对抗。

2009年时马英九为金融海啸所困，推出每人3600元消费券，并大肆宣传预期成效；当时在野的民进党则主张发放现金，并把消费券骂得一文不值。如今，政党轮替，蔡英文正为新冠疫情所苦。去年本想比照马政府推出消费券，却碍于自我打脸的面子问题，装模作样地搞了个三倍券撑场。今年本欲以五倍券续之，未料引发民意大反弹，最后被迫政策急转弯，走向发放与马政府时期相同的消费券一途。有趣的是，此时在野的国民党却重拾民进党昔日的主张，紧咬蔡政府，要求以发放现金取代消费券，似乎忘记了消费券也曾经是自己的政策。

如果发放现金是对的振兴工具，民进党自己执政时，就不应采行消费券政策。同样地，如果发放消费券是正确的刺激措施，国民党即使在野，也不应反对民进党所推的五倍券，尽管不称它为消费券。由此可知，两党根本没有一致性的中心思想，初一十五不同，前后可以矛盾，一切只决定于当下是执政或在野的身份以及对方所提的主张。

其实，不论是发放现金或消费券，目的都是为提升民众消费，以振兴受创的疫后经济。惟经济行为的变化是复杂的函数关系，涉及许多变数间的互动与不确定因素，不是简单的加减计算逻辑所能掌握。依凯因斯经济学可知，消费系由自发与诱发二部分组成。前者指的是不受所得高低影响的消费；后者指的是随着所得高低而增减的消费。自发性消费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新冠疫情对这部分的影响较大；诱发性消费（即边际消费倾向）主要决定于消费者的观念与习惯，非短时间可改变，新冠疫情对这部分应没有太大影响。是故，疫后的消费振兴当以恢复民众消费信心为重。

任何意外事件都可能对民众消费信心造成打击，民众信心的复原能力与速度却会因天灾或人祸而有所不同。2009年全球性金融海啸，造成民众对金融制度与纪律丧失信心，是标准的人祸。由于此类信心一旦流失，恢复甚为不易，政府适时的刺激作为，的确有其必要。这次新冠疫情则是天灾，民众不敢消费是因为害怕群聚导致感染，只要疫情受控、经济活动重新启动，“报复性”的消费自然就会发生，政府无需过度反应，只要稍加点火助燃即可。

换言之，面对天灾（新冠肺炎）重点在纾困，帮助民众撑住生活；因应人祸（金融海啸）则重点在振兴，须带头刺激民间消费。其次，最佳的纾困方式就是发放现金，以满足民众生活各种需求为要；只要撑过疫情肆虐，政府其实不必太担心民众消费信心不足，这也是各国为了因应这场疫灾，大都采用发放现金方式的主要原因。

朝野二大政党显然皆不甚明了此一经济正道，再加上政党恶斗的歪风作祟，致使执政的民进党犯下了东施效颦的严重错误，不论其名称是否叫做消费券。而国民党因反对而反对的主张，未料却阴错阳差地才是最正确的。不过，没有专业的中心思想，政党的错误决策会在朝野轮替间不断地重复，倒楣的当是无辜的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