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作者：陈景祥

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率团来港介绍“十四五”规划纲要，政府高官、行政会议及立法会成员、商界、青年团体分批出席，听取中央大员的介绍。

这个“国家‘十四五’规划宣讲团”是首次来港，据报道，其缘起是“今年5月，林郑月娥行政长官给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写信，请求中央派人赴香港给特区政府、社会各界讲解国家‘十四五’规划”。

其实，今年3月人大会议已经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只要上网查找，相关资料钜细无遗，还有大量专家学者分析，想了解“十四五”规划的来龙去脉及具体内容，一点困难都没有。行政长官“请求”中央派宣讲团来港，相信是政治表忠大于实际作用！

对中央来说 更重要是理念和思路对接

据黄柳权副主任在致辞中说，他和“国家发改委、科技部、人民银行、国务院新闻办的同事来香港，和各界朋友交流学习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心得体会，一同探讨香港如何参与和对接国家战略、如何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过程中实现更好发展”。然而，从公开的报道中，似乎看不出宣讲团带来了什么新信息，或有什么香港融入“十四五”规划的具体建议。

反而令人“眼前一亮”的，是黄柳权提到香港对接“十四五”规划，不仅是“政策对接、产业对接、市场对接”，也包括“理念对接、思路对接”。政策、产业、市场是“实”的，也是香港一直在“融入论”中强调未来经济发展要跟大陆对接的范畴，然而对中央来说，更重要的“对接”概念，是“虚”的理念和思路，即香港必须完全配合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和宏观目标。

“十四五”——关键30年的首个五年规划

“五年规划”是大陆体制一大特色，除了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指标，每个五年规划也有国家设定的发展理念和战略。中共从1953到2020年共实施了13个五年计划/规划。现在的“十四五”是从2021到2025年，按中共的规划，从2021年到本世纪中叶，其间有约30年时间，就达到中共第二个百年目标——建国100年（2049年），而按照十九大的“战略部署”，这30年的前15年，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后15年，是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30年间需要6个“五年规划”，而“十四五”就是在迈向未来30年关键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以“五年计划/规划”设计和调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中共学习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而来，除了经济指标，当年的“五年计划”也带有强烈的政治目标。

要注意的是，中共建政初期“一面倒向苏联”，师承苏联的计划经济，故制定的是“五年计划”；到改革开放之后逐渐走向市场化，大陆摒弃苏联模式，“五年计划”也从2006年的“十一五”开始，把“计划”改为“规划”，其不同之处，是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规划”发挥的是调控功能，而不再是“计划”式的指令作用。名称虽然有变，然而“五年规划”的制订过程仍然是由政府主导，也继续设下各项发展目标。

配合国家发展战略 香港须“站稳立场”

香港一直以来都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政府尽量少管，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主导，对于带有强烈计划经济色彩的“五年规划”，香港人大多不以为然；回归以来就“积极不干预政策”、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是否应该奉行不悖，一直都争论不休。不过，即使否定“积极不干预政策”的一派，也不见得会完全支持香港应效法大陆的“五年规划”模式；事实上，大陆的一套香港要学也学不来，也不知从何学起。

事实上，香港的一套也不是完全“自由放任”，每年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都会提出有关经济发展的工作，但政府主要是拨地、提供支援性质的拨款、提供税务优惠等，政府角色始终限于引导、支援、鼓励，跟大陆由政府自上而下一力主导规划的做法截然不同。

香港如果对接“十四五”规划要包括理念对接、思路对接，首先就要配合国家的发展战略——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再迈向下一个“百年”，香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必须“站稳立场”，维护国家安全，协助推动“十四五”规划、扩大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策略，以应对中美贸易恶化及新冠疫情影响下出现的新局面。

由于体制差异太大，过去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特别是关于政府角色）又南辕北辙，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跟“十四五”规划完全对接，其实非常困难，不能单靠良好意愿，或中央大员南下宣讲、大家互相讨论交流一下就可成事；如果没有一套具体的“融入措施”，到头来香港仍然只能在一些建设项目上做些配合，更深度的融合就未必可以成事。

“十五五”规划 香港应从开始就参与

香港要在国家“五年规划”中扮演更重要角色，首要工作，应是在早期阶段就要参与规划的每一个环节。“五年规划”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从信息搜集、分析研究、起草文件、组织实施，到评估和修订规划，每5年就重复一次。“五年规划”的起草准备工作在新规划正式启动前两年就开始，一直到前一个五年规划的最后几个月、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全会上批准新的《规划建议》为止。在起草阶段，地方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都会为规划搜集和提供信息、数据。

到《规划纲要》完成，各部委、各级地方政府、发改委等会以“决定”、“意见”、“细则”等形式发布连串文件，指导规划实施和协调工作。各部门接到任务后，会再制定一系列“工作方案”和“实施方案”。

整个过程冗长而且复杂，地方政府要争取利益，就要在过程中进行各类游说，或跟中央讨价还价；很明显，香港大部分高官都没有这种经验；香港的配合，只能是“五年规划”出台之后，因应其内容然后被动参与，这样一来，香港很难发挥明显作用。“十四五”或许来不及，但“十五五”规划，香港应该从开始就参与，全程投入，争取发言权和主导权。

规划和官员政绩考核挂鈎 在香港难推行

大陆把规划和干部政绩考核挂钩，2006年“十一五”规划引入“约束性”指标，其中3项指标（保护耕地、节能减排和减少污染物）进入了地方干部考核的内容。香港公务员制度并没有跟政绩考核挂钩的机制，官员也不会直接介入经济活动；然而，融入“五年规划”后，政府应该设定各项指标、跟进规划是否能成功落实，负责的官员应要为此问责！可是，按本地官场规矩，把规划和官员政绩考核挂钩，在香港难以推行。

纵使大陆和特区政府都表达了良好愿望，希望香港融入国家的“五年规划”，但由于体制不同，香港要融入真是谈何容易！

作者是资深传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