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专栏

我国防疫措施在8月10日和19日稍微放松后，德尔塔变种冠状病毒马上乘隙而入。这些天来，不好的消息频传，年长者因染疫导致并发症死亡的个案增加，染疫人数（每天超过百人，其中不乏已完成接种疫苗者）和感染群也双双增加。虽在当局预料之中，而我们的接种率也已突破80%，但病毒传染力的厉害，难免还是令人感到不安。

在世界其他地方，疫情同样出现翻转，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都暴发新一波疫情，连几乎与世隔绝的新西兰也不例外。据统计，迄今为止全世界已有超过2亿人染疫，死亡人数则已超过450万。

令人扼腕的是，人类至今还是无法抛弃成见，共同联手抗疫。反之，大国之间的斗争（特别是美国和中国）越演越烈，不仅没能合作，还在病毒溯源课题上开发了新战场，实为当今人类之耻。

无论如何，对我们来说，到了现阶段，严防死守的抗疫策略已经不切实际，难以为继了。当初很多人估计，世界疫情一两年内就会过去，结果全部失准。现在连专家也不敢预测病毒会继续演化到什么时候。

因为，病毒早就学会变异，而且还提升了传染速度及感染性。一些国家如以色列已开始为特定人群施打第三针了。这也就是说，不能再期待世界能在可预见的将来达到群体免疫，只能想办法加强抗疫力，一面和病毒打持久战，一面逐渐恢复正常生活。

这就是今年6月24日三位部长颜金勇、黄循财和王乙康联名发表题为《与冠病共处　如常生活》的文章的用意。这不能理解为与病毒共存共荣，也不是投降，而是必须改变战术，从原来的壁垒战改为持久战。

新加坡根本不能和中国这样的庞然大国相提并论，中国够大，可以有内循环，我们只能靠世界市场，一直不开放最终是死路，所以必须转弯，另找出路，迂回前进。当然，这不容易办到，但却又非这么做不可，也有条件这么做。

作为一介草民，我们缺乏医学专家的专长，但经过一年多的疫情下生活，大体上也可以归纳出几个在个人层面上有效防疫的做法。一是接种疫苗，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二是戴好口罩，口鼻都要遮紧；三是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非去不可就得提高警惕，遵守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四是一发现身体有什么不对劲，马上看医生；五是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六是自我检测。

在政府层面上，检测、追踪、隔离、减少人群聚集等也已证明是有效的措施。也就是在具备这些先决条件下，我们才能谈逐步摸着石头过河，打开国门，重振经济。整体来看，要具备所有这些开门的先决条件并不容易，因为，这是举国之力！还好，绝大多数国人都能了解到，大家是命运共同体。若无法凝聚举国之力，就不可能做到进入与病毒“共存”的生活新常态。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要消灭各种病毒是不可能的。千百年来，人类就一直在和各种病毒斗争；反过来，病毒也一直在和人类不停地周旋，一进一退，一退一进,，这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持久战。人类凭着科学发明疫苗、药物，病毒则靠着不断的变异，延续生命并加强它们在人类体内生存与传播的能力。

要消灭一种病毒必须结合全世界的力量才行，比如天花就是在全世界普遍接种疫苗之后，在1980年被根除。在目前大国尔虞我诈、激烈博弈的情况下，世界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除非像美国和中国等能左右大局的国家，能奇迹般地改变思路，携手合作抗疫。

关于人类与病毒的关系，美国生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一书作了很好的“溯源”。这本书首版于1997年，距今已有24年，但在我们正与冠病病毒恶战的今天，读来仍倍感真切，也很具有启发性。

戴蒙德最有意思的论述之一，就是否定了种族优劣论。白人优越论者认为，欧洲人之所以能征服和殖民美洲、澳大利亚、非洲等地，主要在于种族与文化优越，枪炮先进。

但戴蒙德指出，欧洲人在枪炮、科技和政治组织上领先而占据优势固然是事实，但却不能完全解释最初极少数的欧洲人，为何竟然能够取代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人口众多的土著。若不是欧洲把心怀鬼胎的礼物送给其他各大洲，这样的事（即欧洲成功在世界各地殖民）就不会发生。

所谓“礼物”，实则是在欧亚大陆演化，并已长时间和各种驯化的动物密切相处的各种病菌，如麻疹、肺痨、天花、流感、百日咳、恶性疟疾等。也就是说，欧洲人早已经历了这些从动物跳到人类身上的病毒的侵袭，并产生了一定的抗疫力或免疫力。

当早期欧洲殖民者到美洲等地开拓殖民地时，就把这些病毒传给了当地的土著，像印第安人这些土著因为地理上的隔阂，从来没受过这些病毒侵袭，因此也完全没有抗疫力，一经传染就变成瘟疫，立即大量死亡甚至遭灭顶之灾。

有史学家估算，欧洲殖民者入侵时，美洲大陆原本约有4000万人口，100多年殖民征服后，只剩下180万人，然而死于枪炮的不过十分之一，其余十分之九是死于瘟疫。

人类自以为很高明，但肉眼看不到的病菌同样也很精明。据戴蒙德的说法，病菌转换宿主，从动物转到到人类身上，是一个进化的过程，那些已成功“跳”到人体的病菌，一直在适应人类社会的变化（如人口密集城市的出现，新药物的出现等），最后成为能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群众疾病（crowd diseases），都是物竞天择的“适者”。

这是病菌的生存之道。在演化过程中，有些病菌也“想”出了更加灵巧的传播方法，如流感等病毒是通过使感染者先出现症状，打喷嚏和咳嗽，借由飞沫迅速在人群散播。人类的科学和医学不断在进步，病毒也不断在进化求存，适应人类生活环境的改变。

在地球人口越来越多，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及人类为满足食物需求，大力发展大规模密集禽畜饲养业的今天，要灭绝各种早已懂得和人类“共存”的病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因此，我们也必须心中有数，冠病绝不会是最后的病毒，新的变种病菌随时会出现。

当冠状病毒还在肆虐的时候，新加坡政府领导人已开始在谈论下一个更可怕病毒来袭的课题了。有些读者也许还记得，去年（2020年）9月，李显龙总理在国会参与总统施政演说辩论时就曾指出，过去17年来，人们经历了沙斯、H1N1流感、MERS、埃博拉等病毒的侵袭。但是，另一个致命、具高度传染性且更易变异的“X疾病”（Disease X）迟早会出现，而新加坡必须从冠病疫情中汲取经验，做好万全准备应对。

2018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数次把“X疾病”列入疾病名单，它并非是已存在的疾病，只是预料会出现的疾病，是一种未知的病原体。这种未知的病原体将从何而来？也许就如冠病病毒一样，将让人争论不休，打丝毫无益的口水战。到时，就如现在，重温一下戴蒙德的著作，相信会比到病毒实验室去“溯源”更有收获。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