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为了应对中国挑战，却成了大麻烦。

喀布尔机场的恐怖袭击，造成巨大的伤亡惨剧，其中13名美军死亡，不仅为过去10年来单日最多，而且在全球目光聚焦之下。讽刺的是，恐袭并非预料之外，因为美国已经发出恐袭警告。但恐袭还是发生了，袭击者是“伊斯兰国”组织的分支机构“ISIS-K”。

该组织不仅反美而且反塔利班，恐袭致死的塔利班人数比美军还多，塔利班也对恐袭表示强烈谴责。这给美国20年前发动的阿富汗反恐战争留下了难堪注脚，即美国越反越恐；恐袭也说明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彻底失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要求拜登下台的私怨，成为共和党政客对拜登的公愤，众多共和党议员要求拜登引咎辞职。这是拜登政府最艰难的时刻，他强调负总责而且要按既定日期撤出阿富汗这个“帝国坟场”。不过，恐袭也逼迫拜登采取行动，他已下令对该组织进行无人机空袭。

不过，报复行动只能是应景，拜登政府不可能在撤军后继续开启一场对ISIS-K的反恐战争。否则，这不仅是对拜登政府的否定，而且也让美国陷入难堪的道德选择中——打击ISIS-K等于和塔利班结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拜登政府本来可以避免这个大麻烦。就像他的前任一样，可以把撤军搞得更从容一些，结果却演化为溃败，而且还遭遇了恐袭。拜登最好的撤军设想变成了最糟糕的恐怖现实，绝非偶然。

拜登时代要重建美国的西方盟主地位，因为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优先”和“退群”让盟友对美国失去了信心。特朗普时代掀起的对华贸易战、科技战和全面脱钩，使中美两国陷入新冷战边缘。

中美力量对比，美国虽然占优，但无盟友支撑，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已是岌岌可危。拜登入主白宫，通过“美国回来了”和“四方对话”机制强化对华博弈的信心，也是其对华极端竞争的手段。拜登政府结盟反华要达到的战略目标是，在其任内决不允许中国超过美国。

拜登的“美国回来了”初见成效，美国和盟友强化了意识形态纽带，在涉疆、涉台、涉港、南中国海诸多问题上，也得到了西方世界的回应，中国面临着拜登“美国回来了”带来的压力。此外，四方对话机制对中国地缘政治的围堵也初见成效，美国鼓噪的疫情溯源也对中国造成了滋扰。

除了“美国回来了”，美国还要重新入群。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目的已达到，但是重返伊核多边协议却遭遇伊朗强硬政府的阻滞。经过阿拉斯加和天津两场面对面的外交博弈，拜登政府通过极端竞争并未让中国屈服，中国对拜登政府彻底失望，中美内部都弥漫着强烈的反对对方的氛围。

在此情势下，中美关系陷入深度焦灼。在拜登的战略擘画中，均围绕反华展开，从大国关系到地缘政治，从重新入群到冠病溯源，从基础设施建设到高新产业。当然，从阿富汗撤军，自然也成为拜登应对中国挑战的手段。

拜登围绕反华的战略设计，存在着明显问题。

首先，“美国回来了”赢得的反华喝彩只是虚幻的胜利假象。西方各国除了对美意识形态的反华附和，欧盟“双核”德法两国并未实质追随美国反华，英国也消极观望。奥巴马时代追随美国反华的东南亚主要国家和东亚的韩国，明确表态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追美反华的小伙伴，只有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五眼同盟”的新西兰也不愿得罪中国。

其次，拜登的内阁班底尤其外交团队，虽然一改特朗普时期的非专业属性，但从布林肯到沙利文都缺乏务实风格。拜登的对华外交路线不切实际，既要对华极端竞争又和中国合作，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任务。阿拉斯加和天津的中美外交交锋，凸显美国外交团队根本就未参透中美实力对比的现实。

美国外交团队不断老掉重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基于实力地位”，拜登任命资深外交家伯恩斯坦为驻华大使，只是这样的决策有些晚了。

其三，美国用疫情溯源压迫中国则是更大昏招。从WHO第一阶段溯源到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溯源报告，美国抹黑中国的目的都没有达到。如果美国仅仅是为了抹黑中国，败坏中国的道德形象，或者掩盖美国抗疫无能，拜登政府已经彻底失算。因为美国再次成为全球疫情震中，拜登延续了特朗普时代的抗疫无能。

其四，拜登时代的阿富汗撤军，政府应对无措，情报机构错误百出，拜登成功地把前三任总统的错误变成了自己的危机，喀布尔恐袭甚至会让自己提前下台。这不能不说拜登缺乏战略思维和治国能力。

相比优柔寡断的好人奥巴马，拜登更缺乏战略决断力。从中国到美国再到全球，没有人会认为拜登会比特朗普更反华，现实却是拜登被国内反华势力所绑架，让中美关系变得更危险。两强相争，必然零和，这绝非政治家的选择，但是，拜登却选了这条危险之路。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