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脉搏

冠状病毒横行一年多，各领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有人遭遇减薪甚至有人失业；一直倍受关注的外籍员工，又成了一些国人抱怨的对象。

政府再一次向国人保证，我国的经济与人力政策向来以新加坡人为核心。作为资源有限的小国，经济蓬勃发展有赖于对外保持开放，人力政策也会以公平的框架来保障新加坡人的生计。人力部甚至考虑通过立法，来保障新加坡人得到公平雇佣。

对此，笔者曾经在2020年9月14日《联合早报》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外籍人士与本地人》。笔者还是持原来的观点，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保持经济和人力政策的开放，是我国发展的重要保障，外籍人士来我国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我国劳动同人口有限，不足以支撑各行各业发展所需要的全部人力资源。而且，国人也要检讨自身是否具备企业需要的素质和技能，工作能力和态度是否具有竞争力。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基础，政府为了保障国人利益，形成一个公平的雇佣环境，确保本地企业和在本地投资的外资企业平等地对待国人，可以对企业在雇佣人才方面进行必要的管制，但是不能过度干预。

不过，现有的公平考量框架，更多的是关注表面的公平，也就是重点关注外籍雇员的数量，而没有关注实质的公平，即新加坡人和外籍雇员是否有同等的待遇和机会。

现有政策，比如提高就业准证和S准证的最低薪资要求，以及要求企业在为外籍员工申请S准证和就业准证前，必须先在政府求职网站上刊登至少28天的招聘广告，比之前的14天长一倍等，其实对想聘请外籍人士的企业，起不到真正地让本地人公平参与求职竞争的作用，只能是一种表面的貌似“公平”的做法。

对企业而言，刊登28天的广告，让一些本地人来面试，然后说本地人不合格，进而去聘请外籍人士，这完全是一个“走过场”的程序而已。

政府真正要关注的，应该是考察企业是否实现真正的公平，是否给予本地人和外籍人士同等的机会和同工同酬的待遇，是否愿意积极投资培养本地人，是否把企业需要而本地人还不具备的技能，积极传授给本地人，让他们也有晋升和未来职业发展的通道。

首先，政府应该关注企业的薪酬结构。有些企业的外籍雇员虽然人数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在收入上占绝对主导地位。这种薪酬结构显示企业缺少实质的公平，说明关键职位都是外籍雇员掌控，或者外籍雇员也许不在关键岗位，但是他们收入比本地人高。这就是一种表面上符合公平考量框架，而实质上存在的不公平。

其次，政府要关注在本地投资的外资企业，关键岗位是否都是外籍人士担任，而本地人只是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当然不得不承认，许多外资企业，由于总部掌控的需要，诸如总经理、总监一级的职位，都是由总部指派人士，而不是从本地招聘。但若企业运转的其他辅助部门，其负责人也都是外籍雇员，这是本地人没有相关技能，还是企业本身存在雇佣上的歧视？这也值得政府关注。

再次，在技能传授和培养上，企业是否在提升本地员工稀缺的技能上，做出本地化的努力？尤其是企业自称有关岗位在本地找不到合适人才时，是否有聘请本地人担任初级岗位，并且积极培养他们？

如果企业有聘请本地人的愿望，自然会积极地培养本地员工，而不是长期依赖外籍雇员。如果企业一方面宣称本地招聘不到合适的员工，一边又长期不聘请和培养本地人，想打造以新加坡人为核心的劳动力队伍，只能是空谈。

最后，如果人力部真的有心想改变现有的局面，对于那些备受关注的外籍雇员过多的企业，必须关注的不是企业申请就业准证时所呈报的信息或提交的其他报告，而是应该深入企业了解情况，如本地人与外籍雇员的薪酬结构、岗位人员结构、升职加薪的人员结构、培养本地人的资金支出，以及外派学习的人员结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实的资料，未来制定的政策和法规就会更行之有效。

我一向觉得经济体要保持开放，政府就得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但是在特殊的经济环境下，政府要保障国人就业，公平考量框架因此就被提上了日程。如果真要关注“公平”，我希望政府能关注实质的公平而不是表面的公平。

当然，国人须要自强努力，不停学习，提高自身的职业和专业素养，加强自身的持续雇佣条件，而不能指望靠政府的行政干预和自己的国民身份，来获得不匹配的收入和职位。

作者是公司财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