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湖四海

朋友最近在考虑是否要买入第二个优质洋房，又担心政府会再次出手干预房地产市场。

一些零碎的消息在市场上漂浮着，包括政府可能会考虑将非自住产业的最高累积税率，从20%调高到22%；市值较高的住宅房地产可能被征收较高的年度产业税；而价值200万新元以上住宅房地产的买方印花税（BSD），可能继续调高到5%等等。

去年的优质洋房有25亿元的成交额，虽然连创新高，但在服务业贡献的约3137多亿元GDP中的比率不到0.8%，即使要对这25亿元增税，于改善财政收入也是杯水车薪。房地产税款的调整，会增加高净值（High Net Worth）阶层投资房地产的成本，但除了冷却房市，却不能增加财政收入。

让高净值阶层更加不安的是财富税（wealth taxes）。作为平衡收入差距的手段，许多国家尝试过，但过去15个这么做的欧洲国家，只有瑞士、挪威和西班牙还保留着。

财富税最大的副作用是导致资金外流。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经济大臣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曾把征税的艺术形容为：“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300多年前的他一定想不到，现代的“肥鹅”已经变种为拥有不同国籍，搭私人飞机四处择居的“飞鹅”。亿万富豪轻易就能成为没有财富税国家的公民，或通过复杂的离岸结构来避税。

全球超级富豪最多的美国，不久前也提出“超级富豪税”方案，计划对5000万至10亿美元的家庭和信托基金资产净值征收2%的年税，超过10亿美元的部分再额外征收1%。

即使在这个赤字高居不下的国家，拜登政府对此也相当谨慎。因为资本外流，不仅意味富豪个人缴税的流失，还对当地的投资、消费、就业影响深远。据估算，1%的财富税将导致接下来八年中的经济增长率，每年下降0.30%至0.35%。

过去几年，新加坡极力把自己打造成为全球财富和资产管理中心，在信托法、家族办公室、可变动资本公司（VCC）等架构上，走在世界金融前沿，让超级富豪纷纷汇聚。当人们埋怨他们推高房地产价格时，也别忽略他们的活动提供了印花税、公司税、员工的个人所得税等贡献。

《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最新排名，前10位富豪有一半都是新公民。新加坡优越的金融及税务政策，是为了打造金融服务业的生态系统，让私人银行、财富管理、法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公司服务机构全面发展，将蛋糕做大；而不是肚子饿了，急功近利地切一块比较容易入口的充饥。现实是，大部分推行财产税的国家，所得都不足国家税额的1%。新加坡去年税入有21.3%来自公司税、19.8%来自于个人所得税、15.3%来自消费税。

作为脆弱又开放的经济体，不恰当的税收政策不单得不偿失，稍有不慎更会前功尽弃。“富”是“劫”了，但“贫”是不是真“济”到了？

如果贫富过于悬殊，富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们更需要安全感。政府开支和社会保障并不是童话里会自己煮粥的锅，如何增加收入，最终取决于政府的考量。现阶段什么最重要——是实施财产税缓和贫富差距？还是在所有税种提高税率？是让少数人的荷包“剧痛”？还是让多数人的荷包“微痛”？

（作者是私人银行从业员，本文仅代表个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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