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说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但科技带来的颠覆却让人有知识赶不上见识的挫败感……之前所学可能几年下来只剩一半，现在就只剩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很快就所剩无几。

最近跟同样是10多年前跑意外新闻的朋友忆当年的时候，她提到自己残留着当记者时的罪案防范意识，比如不在车里留现金，以防被人破窗而入。

从车内偷窃，是以前警方经常向媒体介绍，希望公众加以警惕的罪案之一，但现在这样的小偷小摸已经少了许多，除了因为很多车主都装了摄像头，很多人也习惯了无现金付款，不在车里留太多钱，偷车里的东西已经不再那么“划算”了。不同于偷窃，现在警方在一些人流量大的地方，摆放的警示牌往往是要大家提防诈骗案。

大约10年前，行为科学是公共政策领域的热门词语，包括警示牌这样的“助推”（nudges）手法是很多机构乐于推广和讨论的。政府部门会组织公务员参加各类学习班了解如何向公众助推、请国外专家来讲课，学习如何利用心理和行为暗示，推进具体的公共政策。比如，通过“选择退出”（opt out）机制提高器官捐赠者人数、推出自动报税提高缴税率、让人知道跟自己同类房型的组屋住户水电费多少来鼓励大家省水省电等等。

此类的应用心理学和大众经济学书籍也成了热销品，让人佩服这些专家，真能把常识提炼成专业知识。

这些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加上科技的变化催生了虚拟货币、网络诈骗、电话诈骗等新型罪案，罪案防范的工作得来个七十二变。相同的，大家对公共政策中的助推措施也习以为常，要再达到同样的效果，就要改变做法，更重要的是善用科技。比如用全国数码身份认证在防伪的情况下远程跟政府部门办事，或者利用可穿戴科技远程监测健康情况。要是没有合力追踪或Notarise网站，很难想象社区疫情严重的时候，要同时为几千个人追查密切接触者，或者验证接种记录。

以前说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但科技带来的颠覆却让人有知识赶不上见识的挫败感，这样的知识半衰期（half-life of knowledge）在疫情中更是积攒了势头，之前所学可能几年下来只剩一半，现在就只剩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很快就所剩无几。

上个星期，大法官梅达顺在一年一度律师的集体宣誓仪式（Mass Call）上也对知识的半衰期提出了他对年轻一代的惊醒。他说，律师如今日益得掌握法律以外的技能，法律须与其他领域纵横交织，包括生物遗传和统计学，再也无法各自为政。一些涉及虚拟货币和通过电脑演算做决策后产生合约问题引发的案件，已经出现在法庭，下来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成熟，也会有更多棘手但有趣的案件冒出来。

这让人想起，以前需要律师才能办的事，比如公证、财产过户、立遗嘱甚至离婚等等，下来可能都会被机器或者电脑程序取代，让律师这个固若金汤的饭碗好像也变得有些危如累卵。

以前小贩等着顾客上门就好，现在要是不会网上送餐，就真的只能等着顾客上门；以前保险经纪卖了保单就好，现在不断有新产品推出就要帮顾客计算是否应该升级到新的理财配套；以前教师教课就好，现在还要特别留意学生是否有心理问题，总之大家似乎都陷入知识半衰期的漩涡里，难以自拔，学得越多也要忘（unlearn）得越多。

除了知识的半衰期，很多行业面对的颠覆也都不言而喻。零售业、旅游业面对摧毁性的破坏，之前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和行业知识急需抛掉重新学习、零工现象的普及也让一些自由人认为上学堂学知识可能并不是唯一求存之道，对他们来说，知识可以随学随抛不必升华成专业技能，这都对几乎只能依赖人才储备的小国意味着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教育模式和人力政策。

在我们以知识性经济立命的大原则上，要怎么学习知识、对抗知识的半衰期，恐怕将是终身要学习的题目。

（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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