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琴

美国学者哈丁（Garrett Hardin）观察到人们在利用公共资源时无休止的掠夺现象，将其解释为理性人选择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考虑公共利益，导致资源过度使用甚至枯竭，结果损害所有人的利益。每个理性人都知道这一结果，但都认为自己无能为力，都抱着为自己捞一把的心理，导致事态日益恶化，因而是“悲剧”。

哈定在研究中以公共草地上牧羊为例来进行说明，而现实中渔业、森林、矿产的过度开采、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都是未受规范的“公地悲剧”有代表性的实例。近一年来全球冠病疫情的演变，则成为“公地悲剧”的又一典型案例。

全球冠病疫情于2020年1月开始，迄今已达20个月。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到2021年8月26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达2.13亿，其中死亡445万，相当于全球每39人中有1人确诊感染冠病，确诊病例中每48人有1人死亡。疫情已走过两波高峰，世卫组织警告，当前全球已处于第三波疫情的早期阶段。在地球这一公共地，以空气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冠病疫情，波及地球上每个国家、每一个人，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对于冠病疫情的控制，人们一开始寄希望于天气，认为夏天炎热的天气会遏制病毒扩散；之后又寄希望于疫苗，认为较高的疫苗接种率可带来群体免疫屏障。但这些都没有发生。

随着冠病病毒不断变异，从Alpha到Beta，再到现在的Delta（德尔塔）和Lambda，研究表明德尔塔病毒的传播力和致病性增强，疫苗的保护效力降低导致突破性病例增加，而这还不是最厉害的毒株。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医学专家开始宣称，这一病毒会如流感病毒那样持续存在，会随着变异而毒性弱化，要求人们做好与之长期共存的准备。

人类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在全球各地区、各国、各个社区采取手段，遏制住病毒的传播和最终消灭病毒的方案。从数据上看，自2020年初发现冠病确诊病例开始，达到100万累计确诊病例用了三个月，从100万到200万例历时12天，而从900万到1000万例仅用时六天，病毒一直在加速扩散。

在冠病病毒扩散的初期，例如2020年3月13日的数据显示，全球确诊病例为13.3万例，中国以外确诊病例为5万，美国确诊病例为2033起，英国仅798起。

想象一下，如果在冠病疫情扩散的前几月内，各国能够切断病毒传播渠道，控制传染源头，在每个国家内部将病毒歼灭，人类有可能把冠病病毒消灭于萌芽中，而不须要考虑如何与病毒并存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做到，甚至丝毫不考虑消灭病毒这一最优选项。

每个人都明知事态恶化的严重后果，但又都不受约束地肆意妄为，导致不断增加的冠病确诊人数和死亡病例，“公地悲剧”再次上演。

公地悲剧的解决之道包括哈丁所提出的产权私有化、管制等，也包括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所提出的公共资源的占有者自主治理方式。具体到全球疫情的治理，可以说奥斯特罗姆的措施更具建设性，其原则包括清晰界定边界、集体选择操作规则、监督、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等等。

也就是说，如果各国明确自身的抗疫责任边界、各自选择合适的途径、相互监督和协作、建立惩罚机制和冲突解决机制，或许能够很快遏制住全球冠病疫情。即使是当前疫情泛滥成灾的情况下，如果各国能够设立强有力的全球治理机制并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遏制疫情的目标也是可以实现的。

当然，这只能说是我们的理想。现实状况是，许多国家内部无法形成统一的防疫规则，国内民众缺乏防疫行为上的相互支持，是否戴口罩、是否减少聚集等，都成为争议的焦点；各国之间在防疫问题上更是相互指责，而不是共同协作，疫情应对策略上缺乏相互借鉴，反而相互批评；各国在疫情治理上更多考虑政治因素，而非解决关键问题。

当全球面临一个共同的敌人时，各国并没有选择奥斯特罗姆的集体行动，而是只追求自身利益、各自为战而没有建立自发秩序，没有通过自主努力把病毒扼杀于萌芽期，一再贻误战机，最终让这场疫情演变成为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危机。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黑格尔的这句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吗？希望它不是。但是，在经历过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等等人类历史上的大流行病之后，人类的自私、狭隘、傲慢、偏见、敌意在冠病疫情中又一次占了上风，让这一病毒在全球肆虐，“公地悲剧”又一次出现。

作者是中国浙江理工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