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新加坡继英国之后，渐渐走入了与冠病共存的新常态。以科学严谨、直言不讳著称的中国传染病权威张文宏医生，也因指出冠状病毒疫情有可能与人类长存，中国应调整防疫策略，而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有不少中国人为他扣上了汉奸的帽子，认为他是宣传西方国家放任的防疫模式。姑且不提张文宏本身并无这种意思，这种极端化的情绪，还是引起人们对于因疫情而导致舆论极化与民间撕裂深表担忧。

首先应该明确一点，世界确实得益于中国目前这种严防死守的“清零”政策。即使我个人也认同传染病学家的意见，即冠状病毒发展到今天，已不太可能从人类社会彻底消除，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中国这种强硬防疫政策，给其他国家所带来的巨大贡献。

这并不难理解，想想如果中国的防疫体系崩溃，或者哪怕造成局部的大规模传染，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病毒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中发生变异的概率，就会成倍上升。到那时，我们所面对的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可怕的变种毒株了。

或者反过来说，如果印度以前也取得像今天中国这样的防疫成效，则可能就不会有德尔塔毒株的肆虐，当今世界可能早已恢复了常态，至少比现在乐观得多。

然而，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多样的，不但治理能力千差万别，国情也各有不同。以新加坡为例，第一，本地作为国际海运、商业贸易与金融枢纽的地位，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采取那种严格的“清零”举措，是不为也；第二，作为民选政体，也没有资格与能力为了做任何一件事，而不惜一切代价。

在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所有的国家决策都必须权衡利弊与精确计算。停掉了企业与商业活动，就要在财政上做出资助与补偿；民众收入受到负面影响，就要由国家出钱给大家派发红包。

但新加坡政府没有能力任意收税，更没有本事去没收私产。收入就那么多，开销如果无限增大，绝非持久之道。所以，并非是“权力无限”的新加坡政府，本身就没有能力去“清零”，是不能也。

对于一个政府而言，其实简单一刀切的粗暴做法最为容易。如果不需要为未来争取民意支持，有无限的财政来源，再加上可以随意运用的行政乃至强力手段，那直接封城是最为简易的行为。

新加坡民众染疫固然与生死相关，但民生收入长期受影响难道就不要命吗？尤其是对手停口停的低收入工薪阶层更是如此。何况现在经过快速、大规模接种疫苗，已将病死率大幅降低，再加上精确的接触者追踪，就可以在摸索中逐步开放。

国情的不同决定了新加坡不可能抄中国的作业，我们没有那样的强力政府与近乎无限的资源支持。中国可以关起门来自成一体，新加坡哪里可能？中国目前行之有效的防疫态势，也不必抄国外的作业，毕竟，御疫情于国门之外不仅保护了中国自身，也为其他国家的防疫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尤其在诸多国家防疫体系近乎崩溃的情况下，这给全世界带来了一丝希望。

我们也同样不必将纯粹的科学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这样会干扰决策层作出冷静客观的判断。连张文宏这样的医学专家说句话都要被骂为汉奸，在网上随意调侃几句就要被拘留，这实在太疯狂了。

少谈主义，多办实事，各国国情不同，民情也有异，在自己能力与意愿范围内，作出最为合适的判断与决策，以求尽量减少人员财产的损失，这才是各国的终极诉求。

疫情防治本来就不是只有两个极端，在“零容忍”与“放任”之间，有无限的政策调整空间。新加坡目前采取逐步开放的模式，一旦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情况，比如有病死率极高的新变种病毒出现，则收紧也理属当然。如果在疫苗与医治上有了更大的突破，则各国快速解封也有可能。

在这一过程之中，各国政府其实都是在慢慢摸索、适应。冠病在未来有可能会成为地方性流行病，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家间的输赢远未分出。现在就急着以“体制之别”或者“体制优越性”来说事，谁又知道未来情况如何呢？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