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在美国舆论语境，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属于9.11恐袭引发的“反恐战争”（War or Terror）一部分，除了开战前所获的国际支持有明显差别，其余发展时序都不乏相似之处——快速收拾原有政权（阿富汗的塔利班和伊拉克的萨达姆）、矌日持久的占领（以及期间的美军伤亡上升）、难以扶持稳定的政权、在国内政治压力下开始撤兵以至敌对势力重新崛起（阿富汗的塔利班和伊拉克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等——这些大同小异的失败发展，促使美国舆论反思“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的政策选项。

现于拜登政府出任副总统哈里斯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戈登（Philip H. Gordon），在奥巴马时代曾任跟进欧洲和中东事务的外交高官，他去年发表新书Losing the Long Game: The False Promise of Regime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长线败北：中东政权更迭的虚假承诺），探讨包括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内的多次政权更迭企图，探讨为何美国在这些案例总是开局顺遂、失败收场。

白宫高官着书 探政策失败6关键

戈登重返政府前任职的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FR）在网站整理该书内容，总结政权更迭作为华府政策虎头蛇尾的六大关键：

一、拔除政权往往容易，扶植更好政府远更困难：

现有政权被摧毁后，安全真空浮现，引发目标国内部对立组织以至邻国之间的激烈权力竞争，倘若未能成功管控这点，可导致持久暴力和混乱。

二、政权更迭后的冲突成本可以比原来政权更厉害：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之类的地方，美国成功踢走敌对政权，却发现自己要应对数十年的冲突、失去成千上万人命、耗费数以万亿美元来应对余波。

三、在地盟友或“委托人”并非跟美国利益一直相合：

尽管政权更迭后新领袖往往起初跟美国合作愉快，但他们无可避免地会追求往往跟华府利益有别的自身利益；民族主义、在国内建立正当性和政治支持等因素，几乎总令这些新领袖跟美国保持距离。

四、美国留守力量有限：

一旦华府过分吹嘘军事介入的好处及淡化相关成本和风险的事实变得清晰，美国民众对外派美国政府与军事人员的支持就会受损；随着暴力升级和美方死亡人数上升，公众不再赞成继续派兵到代价高昂的冲突，将华府的目标受损和其政策选项受限。

五、民主制度难以实现，尤其是在中东：

民主制度和传统需时数十年来发展和维系，无法轻易靠外国实施；中东缺乏促进民主转型的因素（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种族和文化一致性以及现有民主规范、常规和制度），妨碍了民主茁壮成长。

六、外交、威慑和接触是更佳政策方式的元素：

尽管美国在区内遇到的巨大挑战并无容易的解决方案，但在大中东地区，接触、外交和围堵已证明是比政权更迭远更有效的做法。

在小布什时代一直担任国务院高官的包润石接受本报专访时，也有对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作出比较，他表示对伊拉克的军事介入从一开始就是出于误判和错误的前提，质疑那只是国防部少撮激进理论家所提倡和推销给总统的“多余差事”。相较而言，他认为直到目前大多数观察家都会同意，9.11恐袭后美国有必要军事介入阿富汗，以根除盖达和驱逐塔利班。

小布什失“招安”塔利班时机

包润石称，阿富汗战争在头几年就很快实现最初目标，即根除盖达、预防未来针对美国的袭击，以及解除塔利班对阿富汗人民的压迫，问题在于之后的政策变调。他说：“（因已实现原先目标）阿富汗战争最初并非军事失败，但当我们以为可将塔利班从阿富汗‘消灭’出去，这就变成了失败。”

戈登在书中也有类似记载：2001年12月，塔利班高层试图跟后来成为阿富汗总统的卡尔扎伊谈判和平协议，条件包括停火和承认卡尔扎伊的合法国家领袖地位。但时任防长拉姆斯菲尔德表明反对任何容许塔利班领袖奥马尔“有尊严地过活”的方案内容，最终小布什政府排除跟塔利班领袖接触。这做法等同要将塔利班永久赶出政治舞台，戈登承认这是塔利班不可能接受的，直言华府或许错失将塔利班对新阿富汗政府抵抗程度减至最低的机会。

包润石批华府对阿伊历史缺理解

“现代战争必须以政治解决方案收结。”包润石不讳言，华府政策上最大的失败源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历史的缺乏理解，以及误以为破坏这些社会和文化后，还能带来和平与稳定，他说：“比起在早期就寻求政治解决方案，我们以为可像二战一样取得全面胜利——但在阿富汗这种地方，且要对抗在其历史和文化深厚植根的组织（塔利班），那是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