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英文学就好,别考!

时间:2021-08-21 07:26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李慧玲:英文学就好,别考!

上周有一则中国地方新闻,没有被炒得像最近全面压减学生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的“双减”那么热,但也与之相关。

那就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8月初宣布,小学期末考试不再考英语科,三、四、五年级的期末考试仅限语文(中文)、数学两门学科。禁止对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进行全学区、全区范围的学科统考统测。学校也不得组织学生购买未经国家或上海市审查通过的书本资料。

这则新闻怎么解读,或许就看读的人站在什么位置。在中国“两会”上,曾有政协委员许进建议英语不再设为和语文、数学同等的主要科目,不再将英语或外语设为高考必考的科目。这次上海市委宣布的课程调整,虽然不至于是对许进的建议照单全收,但是很容易引起联想。

一些外国媒体将它放在目前的国际形势底下进行解读,认为上海作为中国对外连接最多的大都会,却禁英语小学期末考,那是中国“锁国”的前兆。再加上上海市委对于课程计划的通知,还包括规定从小学生到高中生,都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作为必修内容,“政治解读”更盛。

不过,受政策影响的人群视角不同。单就家长讨论来看,有的为了让孩子更好应付考试,需要的额外投入很大,负担很重,免试不仅舒缓学生本身的学习压力,也让他们暂时松一口气;一些认为免了考试,可以让孩子在不必“应试”的压力下,培养孩子对英语的兴趣;也有一些认为,从中国的发展看来,国际上更多人已经在学习中文,在中国国内不需要用英语,就算需要用,也可以就使用翻译机器,因此不用期末考正合时宜。

我从自己比较熟悉的新加坡经验逻辑去想:过去对于华文的学习,本地一些讲英语的家长和专家确实认为,如果让学生减去考试的压力,他们就能好好享受华文学习的乐趣。但受华文教育者有的认为,当年不就是改变考试的制度,把科目都改成英文教授,这才让华校生深切体会英文的重要吗?

我想,到底免试是增压还是减压,也要看时机,以及所免试的科目在社会上所占的分量如何。上海的小学生期末不用考英文,但是市委没说中学不必考英文,小学不考,到底会造成更大压力还是更小压力?

其实关键的问题,或许是我们只看重语文学习的工具功能,实用和经济效益是最大的驱动力。如果只是把语文当作工具,迫于得学而学之,那么学习哪一种语文都有压力,而且可能无趣。

最近为了在忙碌的工作中自我纾解,从书架上抽出2019年出版的《西南联大英文课》,不规律地阅读。80几年前,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转移到昆明设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是西南联大的一年级英文教本。书的主编是当年哈佛教育硕士毕业,后来在外文系担任教授兼主任的陈福田。

我两年前看到这本书时,对于战乱背景下,中国一群大学生到底上怎样的英文课很感兴趣,因此带了回来,也就放在书架上,等着某天去翻读。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重要的一段历史,培养了不同领域的多位大师级人物,而《大学一年级英文教本》(《西南联大英文课》原名)是联大面向全校一年级学生开办必修课程的课本。书里收集了43篇中外名家的作品,其中包括赛珍珠(Pearl S. Buck)、毛姆(W. Somerset Maugham)、胡适、林语堂、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等的经典之作,当中收录的有论说文、散文、小说,题材广泛。

重版的这本书,由来自今天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的学者,将43篇文章翻译成中文。主译罗选民教授在序中谈到陈福田主编课本的理念,是为培养博雅之士,不仅教导学生英文,提高阅读技能,更是把先进的教育理念融入教学之中,“传递了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我们自小接受双语教育,十几年的基础教育主要都用英文,但其实英文的经典也没有念过多少,因为我们更多把语文当作工具来学习和使用。中学念过一点英国文学,也是为了应考之用。

这两天翻读了其中一些篇章,感觉编者的用心良苦。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虽在战乱的仓惶中,但是眼界之高,视野之广,不论是教书或者读书的,对知识与学问追求的境界,真不是现在耽溺于网络世界、陷入内卷的孩子所能想象。是一个时代造就他们的精神状貌吗?他们的爱国,与保持思想开放与独立思考并行不悖;他们中文学养深厚,又同时受到西学的熏陶。

我翻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教育的目的》(What Shall We Educate for?)的文章末了说的:

“西欧知识水平和东欧的艺术造诣整体上都比美国高出一筹。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整个西欧也不像美国那么迷信。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中,个人都不像美国人那样容易盲从:即使政治自由少于美国,但是内心却更加自由。

在这些方面,美国公立学校的做法是有害的。这种害处决定了传授的内容是排他性的美国爱国主义。同日本学校一样,这种错误根源在于将学生当作实现目的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教师应当热爱学生甚于热爱国家,否则就不是理想的教师。”

这是罗素1930年代出版作品里的一篇,今天还是值得细细咀嚼。

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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