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刘心武在1977年创作的小说《班主任》，揭露了一代人内心的伤痕。小说主人翁张老师是一个有威望的班主任，在看到班上孩子受到社会流毒迫害而导致心理扭曲，他深沉地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这个呐喊，虽然是1977年作者的呐喊，但是身处21世纪的我们，何尝不也在心里的某一处，发出同样的诉求？

今年7月19日，本地某校园内发生了震惊全城的命案，一时引起了各方对于校园安全与青少年“心理韧性”（mental resilience）的关注。自九一一恐袭事件以来，我国教育部已加强了学校的保安措施，校园内更定期举行各类演习，以提高师生群体应对危机的意识与能力。

校园命案的发生，是否就意味着这些措施存在着疏漏与不足呢？从许多网上评论来看，似乎不少人抱持这种观点。日前有关当局宣布，将增加校内辅导员人数，以及提供给老师更多相关辅导训练，以期能够及早发现学生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避免不幸事件再次发生。这些都是在防范措施方面寻求问题的解答，虽然无可否认会起到一定成效，但追根究底，问题的根本似乎仍未得到正面的回应。

青少年心理韧性不足的问题的形成，恐非一朝一夕，就如我们过去教学生作文，讨论问题时常套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来展开一样，还是要回到根本、源头去探讨。“心理韧性”指的是一个人的心理与情感特征，主要指在承受压力与挫折时，个人在处理这些负面情绪，以及从这些压力与挫折中反弹时所展现出来的能力。

因此，“心理韧性”也称作“心理弹性”，说明这样的心理素质，不但坚韧，还具有弹性。前者可以使人屹立不倒，后者则加强个人适应多变环境的能力。一直以来，人们以“草莓族”来形容这些心理缺乏韧性的青少年，对他们诸多批评。

近来有一些青少年在网上针对这些批评做出回应，认为成年人一味要求他们心理要强大、要如何坚韧坚强都是空话，因为成年人不了解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与困苦。的确，“韧性”并不是嘴上说说就有的，更不是三言两语的规劝与辅导就能够建立起来的。

“心理韧性”的培养，与个人的成长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心理韧性”更是由正确价值观，一点一滴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家庭与学校对他价值观的培养起到关键影响。但眼下的问题是，这两个重要环节似乎已在很大程度上，没能发挥它们原有的影响力。

已故新马教育学家严元章过去提出教育一体化的构想，认为学校教育应当是家庭教育的延伸，全面培养孩子的正确人格与观念。当然，那是以过去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为背景所提出的构想。

自从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的变迁给传统家庭结构带来了冲击：双亲出外工作，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留守儿童”或“钥匙儿童”（latchkey-kid）。或许这就是青少年感到心里孤独与无助的开始的年代吧。

再者，我国教育自90年代朝向“卓越教育服务”目标迈进，逐渐地，教人育人的事业转化为服务行业、人性化的管理也更转向行政化、企业化的管理。这些在体面上确实是提升了学校以及教育工作者的社会形象与地位，但是否也相对地削弱了教师该有的心理素质？先贤已提醒我们，“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是一份良心工作。

我们相信，绝大部分教师都是持着一颗赤子情怀担任教职的，只是刻板的体制与行政，会否在一定程度上浇灭教师心里的火焰？当教师在为“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而忙碌的当儿，他们对于学生的心理需求，会不会只能是爱莫能助，或心有余而力不足，亦或视若无睹？

因此，如果单纯在体制措施方面努力，要求教师接受更多的辅导培训，这种增加教师工作负担的举措，效果会不会事倍功半？这样的解决方案是否本末倒置？

家长与教师是青少年成长中最大的精神支柱与心灵导师。当他们无法有效地扮演其角色时，青少年只好另寻他者。幸运的，或许会结交良朋益友；不幸的，或许会搭上狐朋狗友。更何况，还有网络的诱惑，那更是一个不见底的深渊。

因此，要“救救孩子”，首先我们得先“救救家长”“救救教师”。当然这涉及面很广，须要社会的各个层面的极力配合与协调。无论如何，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须要掌握问题的症结，共同探讨对策。

最后还是要强调，我们有必要检视我们逐渐在变质的教育理念。犹记得曾几何时，许多学校在介绍自己的课程特色时，总喜欢冠以“跨越基础”（beyond basics）的名堂，似乎越是“跨越”，就越是给学生增值。

但我们要反思，处于中小学阶段的孩子，理应接受的是基础教育，即重视灌输正确价值观的基础教育；过于提倡“跨越”，恐怕会欲速则不达。

趋向功利、趋向企业管理化，让原本充满爱的教育场所，只剩一面面冷冰冰的奖牌与奖状，青少年的心灵从何得到慰藉？让我们一起来“救救孩子”，把“爱的教育”带回家庭与学校里吧。

作者是兼职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