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台湾《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社论

近期中国股市及全球中概股全面下跌，MSCI中国指数由6月以来跌幅达到二成，而如果从今年2月的高点计算，跌幅更高达三成。究其原因，主要是北京对科技与补教业加强监管，引发市场恐慌所致。

资料显示，自去年11月以来，中国已发布超过50项涉及反垄断、网络及数据安全、教育、金融和社会公平领域的新监管规定，平均每周至少采取一项新的监管行动，频率远高于过去几年，且每有重大监管新规颁布，均导致金融市场重创。诸如去年11月蚂蚁金服IPO叫停，其母集团阿里巴巴更于今年4月因违反《反垄断法》被罚182亿元人民币；6月滴滴出行在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后因违反网络安全为由遭审查；7月整顿教培行业的新规上路，不只封死了中国补教业的资本运作空间，更引发市场对于限制“协议控制”投资方式的集体恐慌；8月腾讯被迫限制手游时间，以及中国工信部规定智能网联汽车数据须在境内存储等，又让市场忧心将影响字节跳动和腾讯等公司的海外发展。

这些监管新规所涉及的行业五花八门，加强监管的目的从追求国家安全，到学子健康、经济公平、社会风气等，不一而足。目前看来，这波加强各领域的监管力度非但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更是一个中共由上而下，对于中国企业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应扮演角色，以及中国企业与政府、人民间关系的重塑运动。

具体地说，近期中国行业监管动作频频，实是两大思维的反映：一是不仅要确保企业对共产党在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上的关切事项作更多地服务，也要向这些中国科技巨头宣告，中共的绝对领导权威不容侵犯。因此，过去中国企业的野蛮生长，或是取悦海外投资者都将不再是优先选项。同时，在美中科技战的背景下，中共担忧西方透过市场力量、数据使用影响中国科技业发展与国家安全，甚至动摇统治基础，掌握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遂成为这波加强监管的首要目标。

二是今年3月中共两会宣示中国全面脱贫，人均GDP站上1万美元，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但伴随经济长期快速成长而来的是已经恶化、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监于这些问题将深切地影响中共的统治基础，故在经济成长目标取得阶段性任务后，北京当局施政的首要任务从追求成长转向处理贫富差距、房价高涨、少子化等社会问题，像是透过反垄断调查试图改善电商领域及科技业大公司持续独强的现况，电商龙头阿里巴巴便首当其冲；发布保障外送员权益的新规，即是强化企业对劳工的保障，亦导致中国最大的外卖平台美团在港股价大跌；对于补教业的双减新规亦复如此，名义上是希望透过新规减轻家长和小孩负担，实际上则是冲着贫富差距将造成阶级复制而来，以期改善少子化问题，兼顾社会公平。

当然，近代经济发展史上也不乏拥抱国外资本及国家安全之间的争论，但若论执行力，中国可谓数一数二。回顾自2012年起的反贪腐，到2018年2月先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全面法制化监管，3月份游戏版号暂停发行，更直接导致中国游戏市场停摆逾半年，6月份境外新药上市及仿制药新规重创制药业；再到2020年11月至今的科技、网络、教育等监管都是例证。因此，在评估中国经济与产业发展潜力时，投资人理应将近年监管政策的转弯所造成的干扰，列为投资决策的重要考量之一，更要有政策钟摆纵然再次摆回，市场样态也未必全如往昔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