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浩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公开提出“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对此，中国曾经表态指“从不惧怕与美国在公平原则下展开竞争”。然而，最近中美互动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频繁活动，似乎在向世界展示中美正在进行的并非只是“激烈竞争”，而是更加倾向于“激烈抗争”，这不得不令人担忧。

前不久，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到天津，先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会晤，随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接见了谢尔曼。尽管不能把中美“天津会”，简单归结为中美高级外交官“阿拉斯加会”的延续，但这次会晤并未出现两国关系融冰迹象，确实也让人略感失望。

中美“天津会”比“阿拉斯加会”更具看点，原因是中方主动以“一+二+三”的方式，步步出击，总体上摆脱了上次会晤“被迫反击”的被动局面。

这里，“一”是指王毅在谢尔曼抵达天津的前一天，就公开说要给美国“补一课”，即如何以平等的态度同其他国家相处。

显然，这一课即便补了，美国也未必就真的听进去；“二”是中方在会谈后提交给美方的“两份清单”，也就是补课后留给美方的“作业”。一份是要求美方“纠错”清单，而另一份是中方重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

这两份清单美方有可能“照单完成”吗？不排除对个别问题进行处理，如中方关切的留学生签证问题、中国公民在美安全问题等，但让美方按时完成中方布置的作业，难度恐怕也不是一般的大；“三”是中方对美方提出的“三条底线”：即“不得挑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得试图阻挠打断中国发展进程”和“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

关于这三条底线，核心内容就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美方对此早已非常清楚。实际上，王毅只是借此机会，再次向美方更加明确地重申这一点；而更重要的是，同时要向中国国民有个更具体、更能提振民族志气的交代。

应该说，中方使出的这套方式，在争夺话语权和做足内宣方面确实有其必要，因为中方在自家领地，绝无可能像上次在阿拉斯加那样，只能被动反击。但另一方面，这也多少反映出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及对抗性。双方所谓“深入、坦诚”的交换意见过程，基本上就是“深入、坦诚”的直接交锋过程。

如果说在中美双方当面交流的机会少之又少的情况下，双方接触仍以某种相互对抗的态度和方式进行的话，其他诸如共识、理解、包容、合作或竞争等宣示，也就根本不存在任何可信的基础。

中美“激烈抗争”无疑仍会持续很长时间，只是双方如何有效管控危机，在斗而不破、争而不战的情况下，穩住两国关系基本盘。但问题是，改善两国关系的突破点又在哪里呢？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都需要在当前对抗的风口浪尖上退后一步，为更多、更有效的对话创造条件。这并非主张放弃原则，而是为了更好地展开外交博弈。在这方面，洞察对方的细微表态并及时调整响应口吻，对创造良性互动是非常关键、非常必要的。

笔者注意到，美国一方面利用意识形态攻击针对中国，但另一方面，同样也在试图利用中国（也可理解成“双方合作”）解决“世界级”地区与全球难题，以便从中巩固其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例如，伊核问题、朝核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及经济复苏等方面，缺少中国的合作美国将很难有所作为。

但是，如果中国连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总基调，即“竞争、合作、对抗”的合作部分也否定的话，这就似乎等于在协助美国推动两国关系朝向全面脱钩发展。中国必须审慎评论美国提出的合作要求，而不能情绪化地认为美方的“合作是权宜之计”（谢锋语）。

同时，对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防长奥斯汀在亚洲之行期间重申“致力于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不打算与中国爆发冲突”的言论，中国也应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予以及时响应。

奥斯汀很想与中国军方进行高层对话，这本来在今年6月初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可以实现。但不幸因疫情关系，相关会议被迫取消，中美两国防长会晤也就自然无法进行。

在日前奥斯汀访问新加坡和越南时，如果中国抓住他涉华言论中相对积极的信息，并做出理性判断，主动邀请他到北京访问的话，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在中美两军寻求关系突破的良机和尝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拜登入主白宫大半年来，中美两军高层既没通话，更无缘见面，在当前中美关系全面对抗的情况下，如两军无法正常交流，这对两国避免误判或冲突，构成某种程度上的安全风险。

当然，中国的国防外交必须服从于国家整体外交，不会也不可能有例外。这样高度集中化、一体化的机制，实际上也很难让中国对美政策，出现局部的、行业或部门的松动。由此看来，中国不仅须要重新思考当年“乒乓外交”的成功经验，更要用外交大智慧改变对美策略。

作者是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

如果说在中美双方当面交流的机会少之又少的情况下，双方接触仍以某种相互对抗的态度和方式进行的话，其他诸如共识、理解、包容、合作或竞争等宣示，也就根本不存在任何可信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