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金财

近来有关中国政府治理新疆的议题，每每成为西方国家及国际媒体批判的焦点，尤其批判建置数码科技社会监控体系，侵犯公民及少数民族公民权。

中国对新疆的社会治理备受西方国家质疑，认为此一平台系统的设计理念与运作方式，同正在全国范围内规划和实施的社会信用体系类似。一般而言，中国官方及学界对社会体系评价，普遍持正面观点；海外学者及国际媒体评论，则持负面评价居多。

中国政府为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而积极建构社会信用体系，依据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年—2020年）通知》，规划到2020年基本建成，奖惩机制全面启用。此社会信用体系的内涵，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企业诚信及司法诚信。这显示其定义已超出传统西方国家关注的经济金融领域信用，而是涉及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主体，领域更为广泛。

信用体系对经济和社会管理具有规范效果，不仅可以评估个人、公司及其他组织的金融可信度，也有利于提高政府诚信、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准，创建一个基于信任的经济和社会，建立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

社会信用体系实际运作已呈现出其正、负功能，正面包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实现全覆盖，实现“一照一码走天下”；信用承诺和告知承诺制广泛应用，让审批时间大幅度缩短；支撑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信用贷款规模明晰化。

换言之，这是有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信任之程度、建构奖惩机制来改善公众生活质量、提升企业营商环境以便吸收外资、联合惩戒维持社会秩序，以及诚实守法的社会行为、弘扬诚信传统美德。

这套数码科技监控体系，督促党政人员必须“依法行政”，从而赢取公民对政府施政的支持度及满意度，有效监督政府人员渎职、贪腐及寻租。同时，信用评价指标及积分，对于守信者给予奖励、失信者予以惩罚。也因社会信用程度提高，有利于企业营商环境建构，此为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评价极高的原因之一。

至于对社会信用体系运作负面的评价，主要包括出现混淆“道德、征信、诚信”及有些地方政府滥用奖惩的情况，以及被质疑沦为数码科技监控、侵犯公民权保障及标签化身份、控制内部异议人士及特定少数民族、偏向社会优势阶层、加剧社会不公平。

显然，科技的强劲发展已成为党国威权政体巩固其权力的重要技术、手段，有的学者直指这种党国体制，已成为一种“科技威权主义”，强化国家对社会监控力度。超过七成网友认为，社会信用概念“有被泛化、甚至滥用之嫌”；确实因无一致标准，导致有些地方出现“惩戒过头、信用滥用”乱象。

中国政府透过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资讯公布与查询平台，提供全国及时的个人与企业被法院判决的结果，让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公诸于世。据政府公布截至2019年6月的统计，已有2682万人次因失信被限制购买飞机票、596万人次因失信被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437万失信被执行人继而主动履行法律义务。

同时，透过信用体系建立透明政府，提升“政务诚信”减少腐败、建立透明化及问责制政府，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及有效治理能力。因此，社会信用体系运作从属“社会治理”环节，不是针对公民个人、社会组织及企业而已，也是针对执政党及政府之监督。

然而，批评者以为，由于党国政府部门欠缺权力分立与制衡理念，权力高度集中却未受约束；中央与地方关系导致“条条”与“块块”信息分割；复因信用评比指标与评估体系也不透明，引发个人信息保护及侵害隐私权的疑虑，信用体系可能成为全面监控、侵犯公民权利的工具，而非增进民众福祉。最终社会信用体系突变成“社会控制体系”，反而导致国家与公民社会对立、紧张及冲突。

事实上，党国体制推动社会信用体系有其诸多动机，主要是基于维持政权生存，强化党国体系运作及政权稳定，借由监控个人与组织，维持政治稳定。首先，从部门、社会组织等在监管和服务的过程中检视，信用体系旨在“规范公共行为”，以利党国体系统治及政权稳定。借由充分应用资讯与生物科技，加强对社会监控与公民资讯之搜集，数码科技成为一种新型社会控制及监管工具。

其次，党国体系也有来自财税及经济利益动机，借由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加强对企业管理，避免其逃漏税、增加罚单收费，从而增加政府财税收入，也借由建立金融信贷领域信用，成为维持金融与经济秩序的制度工具。党国透过制度设计强化对企业掌控，使得数码经济成为对民众的直接控制，更可能成为新的超级控制。此种模式被称之为“数码式列宁主义”。

最后，社会信用评等具有奖惩机制，已成为一种维稳工具。居民信评分数愈高可挤进“红名单”中，进而享受诸多奖励；反之信评分数愈低，则可能被列入“黑名单”，其日常生活将遭到许多限制。奖惩机制，大致可归纳为金融交易、行政许可、工作权、日常食衣住行及居住与迁徙权益等五大类。

这种源自科技控制力量与国家权力结合，强化国家对个人、公民社会组织及企业实体监控，以利政权生存及获取税赋、成为维持金融与经济秩序的制度工具，监控个人与组织，维持政治稳定。

建置社会信用体系有其政治经济社会目标，且其功能利弊兼而有之；又因当前各地方信用体系建设仍处于发展不均衡情况，包括主导单位不一，从事该项工作的具体机构职能还尚未完善，尚有地方未能建立完善区域信用资讯平台。此外，相关指标设定及权重设定之透明性不足，部门资讯化水准受限制和部门设置“条块分割”、资讯采集和交换标准不同，各个地区信用资讯归集品质及应用情况也会有所差别。

换言之，短期内“信息孤岛化”现象并无法完全消除。因此，过度评价定论此体系之利弊为时太早，尤其目前仍欠缺全国性《社会信用法》及《个人资讯保护法》之立法。

作者是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