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疫情阴影下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从一开始就给人一种勉为其难，强行上马的感觉。事实上，对于奥运会的高度专业化和巨大的财力投入，以及其与普通民众健身需求之间的巨大鸿沟，人们已经有过很多反思，即：奥运和普通人究竟有多大关系？为夺取奖牌采取的“举国体制”是否有合理性？

当然，从某种角度说，奥运会确实给普通观众提供了一种观赏和娱乐，特别是爱国热情的宣泄渠道。但是，从今年的东京奥运会来看，这样的全球体育盛事，负面效应可能超过正面意义。

自2020年以来，全球已经经历了多轮因为冠病肆虐引发的不同国家间的相互指控、追责，对对方体制的质疑、嘲讽，对疫苗分配的顺序、范围、政治意涵的种种追问，不同社会间的关系已经日益紧张。

本届奥运会开幕以来，关注者又陆续看到不同国家与地区民众之间，一连串发生在舆论空间的言辞冲突：引爆冲突的话题从开幕式解说词，到从个别队员在比赛中的违规动作，到台湾艺人的某个措辞，到中国大陆运动员的运动鞋展示，到台湾的“国旗歌”，再到某个中国大陆运动员的粗口，以及大陆运动员佩戴的像章。着实是话题不断，骂战不休，令人怀疑奥运会促进人类团结的初衷，到今天究竟还剩下几分。

国际体育赛事以国家为单位，获得奖牌时有升国旗、奏国歌仪式，注定了其无法摆脱的政治属性，和作为民族主义竞技场的命运。而巨大的支出和当代竞技体育的高度商业化和运动员的商业价值，更为其增添了越来越浓厚的市场经济色彩。

冷战时期，已经上演了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被西方集团和中国抵制，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被东方集团抵制的陈年往事。到今天，冲突似乎更多地集中在中国观众和网民，与中国以外的世界之间。

互联网、社交媒体及自媒体的高度发达，使得观看和评论奥运会的方式，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过去，人们主要通过电视转播收看比赛，对比赛和队员及教练的品评，不过在熟人亲朋口耳之间，纵使难免惋惜、质疑、骂人、发泄完了就完了。

如果有较为严重的批评，也以完整的形式发表在负责任的主流传统媒体上，比如报纸的评论，电视台的时评，或者记者经过调查采访写出的长篇严肃分析报道中。

在1988年中国征战奥运的代表团“兵败汉城”之后，媒体上就出现了大量批评的文章，引发了全社会对当时体育管理和训练体制的反思。在这种传统媒体生态下，一般民众的声音的确是被遮蔽的，他们主要以专业媒体的受众角色出现，思考由专业人员提供的信息及分析评判。

30多年后的今天，观众已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评论权。然而，这种高度参与的负面效应在于，在目前的网络媒体生态下，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即时看到和反复观看某些带有刺激性的画面，及那些被定格、放大、加红圈的细节。每个人都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发表批评意见和宣泄情绪，而当这些不具备传统媒体的专业和审慎的众声喧哗汇聚在一起，很容易形成极端狂热的猎巫气氛，为网络民粹主义加温。

与此同时，运动员也告别了过去那种封闭训练，只在比赛时在电视上露面或被报道，带有某种神秘感的形象。他们可以选择在社交媒体上随时发布自己的信息、感悟、图片，但在获得大量拥戴的同时，也必须面对网民的苛刻眼光和严厉攻击。

技术上的种种可能性和无死角的透明度，正好和冠病大流行以后日益紧张和猜忌的国家间关系结合起来，也使得中国国内“爱国群众”的激进情绪，借奥运获得了新的抒发空间。

冠病造成的现实中的边界和心理隔绝，与中美，中日间的政治对峙，以及海峡两岸关系的持续紧张已经全部叠加起来；再加上中国国内网民对中国发展进步和实力的自信，不断刺激了部分大陆民众对外部的焦躁和对抗心理。

在这种高度敏感和情绪化的气氛中，奥运赛程中的任何一句话、一个用词、一个徽记、一面旗帜、一首乐曲、一张图片、一次胜败，都会被政治化，其意义都会被无限放大，并在社交媒体上快速传播，加剧原本积累已久的愤懑。

可以设想，20年或30年前的中国大陆运动员，或许没有个人的财力及兴趣，去收藏几十双耐吉运动鞋；即便有，也没有渠道向公众展示。对传统媒体而言，某个运动员的运动鞋即便多于正常数量，也并无新闻价值。

再退一步说，即使某位运动员有此私人爱好并被公众知晓，在那时的中国，耐吉鞋本身也不具备任何政治象征意义，值得激进公众大呼小叫。不幸的是，这一切全部集中在了2021年。

在中美两个政治经济和体育大国的全方位对峙不可避免地常态化，台海和南中国海局势也持续紧张的情况下，奥运会恐将一次次沦为激进情绪和民粹狂热爆发的契机。而过去并不存在，如今早已成熟的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则成为情感宣泄的完美平台。如此，“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公平竞争”的当代奥林匹克精神将受到极大损害。

对中国人来说，奥运会或许还能承载民众通过某些竞技项目取得突破，从而增强自信的期待，但其价值可能也仅止步于追求卓越，离同时实现不同国家间的尊重和友谊的目标恐将越来越远。

20世纪50年代的人类学相关研究认为，竞技体育为人类提供了控制紧张的机会，但在我看来，这种合理性、通过运动员进行的对紧张的控制与释放，是建立在那时的观众并不深度跨国参与的基础上。

假如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网民，在21世纪因为各种政治因素和象征符号，经由互联网陷入严重的骂战，因为奥运会而加剧人类的冲突乃至撕裂，长期被兴奋剂和裁判不公等痼疾困扰的奥运会本身，是否还适应当代社会高科技、高参与、高情绪的新形态，还能否承载其初心，确实值得质疑。

可能我过于悲观，但在我看来，人类的理性，似乎并没有随着运动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增强而同步增高。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