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最近到访中国，在天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及其他官员进行了会谈。

并不让外界意外，这次的会谈没让两国关系有实质性的突破或改变，它只是中美阿拉斯加会谈的一次延续，以确保中美关系还处在安全范围之内，不发生意外的冲突。现在中美两国间的较量，是基于实力的地位。鉴于中美两国间实在的实力差距，以及这是在美国所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中展开，因此这是一场非对称竞争。

这对中国而言，并非第一次。1996年的台海危机之后，中国就认识到自身军事力量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因此转向“反介入／区域拒止”策略，生产更多的潜艇、导弹和水雷，以对抗美国庞大的航母战斗群。直到中国判断自身的资源，足以承载开发更大型的军事舰艇，以保护其远洋地区的利益时，中国才开始了其航母时代。

中美两国这种非对称竞争，尽管不如1970年代形成的接触政策友好，但比特朗普时期国务卿蓬佩奥所主张的，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更为理性，能在更大程度上避免激烈或不可控的冲突。

蓬佩奥疯狂的主张在华盛顿并不是主流，也引发了许多的争议。在一些华盛顿政界或学界人士看来，维护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事实上并不需要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引导、约束中国的行为，就已经足够。

但是，蓬佩奥的主张让北京看清了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对立的本质。这很容易唤醒北京对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冲击与记忆，从而激活中美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

事实上，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之间，中美确实存在过一段美好的时期。但是，随着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爆发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最终改变了北京对美国的认知。在缺乏共同敌人的国际环境下，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必然会让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走向竞争。

如果不是随后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促使美国将精力集中于中亚和中东地区，两国间的强力竞争关系可能比现在更早形成。

美国在这段时间的注意力转移，也让中国有了准备时间，积累资源，发展经济，参与国际治理，积极开展“周边外交”，并在欧亚大陆开启一系列的区域组织建设。

在特朗普凌厉的攻势之下，中国对国内经济的发展格局、社会民众的生存压力以及科技创新等一系列问题，也作出了相应的安排和调整。

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提出，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全球化逆潮。近期加强对互联网企业的监管及推出反垄断措施，对教培行业的打击、对高房价的压制等，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都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潜在的中美竞争，避免在中美竞争的国际环境之下，恶化国内环境，从而引发不可控的事件。

事实上，在这场竞争中，北京很清楚双方在实力上的差距。中国坚持参与国际治理，创设更多国际组织和地区论坛，在全球供应链中保持主导地位，与其说是为了对抗美国，不如说是为了解决可能在某天遭到美国的脱钩与排斥，而为自己留下的“备份全球化体系”。

中国越多地参与全球各类国际组织和地区建设发展，美国将中国排斥在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外的成本也就更高。这是防守策略，而非进攻策略。

正如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中国发展军事力量所选择的非对称性策略一样，中国在新的竞争时代，也须要采用同样的策略，以避免与美国发生全面性对抗。这是苏联失败的老路。泾渭分明的大国集团为制造分裂奠定了基础，并让苏联最终在封闭的环境中走向溃败。

其中的重要因素在于西方技术对苏联的封锁，使得苏联无法以更高的生产力发展经济。虽然苏联曾经在人造卫星等技术上领先欧美，但这种技术优势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

今日，虽然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很多方面保持一定的优势，但是谁也无法确定这种优势是否能够在美国不断的脱钩“努力”中画上句号。外界对于北京针对互联网加大监管力量的方式并不十分认同，认为这将扼杀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但实际上，这却也极可能是中国为了保持更好的科技优势，而进行了微观管理。

不过，即使这样，可能还远远不足以让中国应对中美间即将到来的漫长竞争。中国这些年来，从韬光养晦策略到积极作为的众多措施和手段，现在已经为美国所借用。

比如在经济上，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一边积极批评中国的产业政策，一边却也在国内为立法机关所认可。在政治层面上，美国开始强化亚洲地区国家与组织的力量，试图借助这些组织力量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而这正是这些年来，中国所积极倡导的“周边外交”策略与理念。

中国借助亚细安等区域组织分散美国的影响力，同时强化自身创建区域组织的影响力。现在，美国也在强化与亚细安的关系，并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成立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作为其印太战略的落地形式，以削弱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

美国采取过去中国削弱美国区域力量的方式，并且是在中美两国实力仍然有着相当明显差距的情况之下，这将对中国形成巨大的考验和压力。中国需要更多的智慧与策略，来赢得这场非对称竞争。

作者是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