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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8月1日凌晨，在美国寓所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91岁，目前已下葬于普林斯顿其父母的墓旁。余先生生前为美国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校延聘正教授，被誉为胡适以来在华人世界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余教授治学甚严，据他向后辈表示，其有关清代学术与思想史著作《论戴震与章学诚》，世上读得懂的大概只有十数人，这是“学问”。然而，据世俗所见，余先生是以坚定的“反共”立场著称的，时常发表对时政看法，并长期支持中国的民运和香港人的抗争。

香港作家陶杰在他主持的CUP媒体上追挽余教授，文章称他为“一个入世的思想导师”。

以序文会友总共51篇

余教授在20年前已从教职上荣休，退隐于普林斯顿。中国大陆学人慕名前来拜访者不绝，直至近年余师母以先生身体原因谢客为止。网络上传来一篇“六四”流亡作家孔捷生2017年文章《走近余英时》，称他为“去国彷徨时的精神导师”。孔捷生回忆曾在普林斯顿东亚系壮思堂，听余教授讲思想史、讲秦制、讲儒学、讲《红楼梦》，讲士的精神……却未正式进入门下。

教授荣休后，孔生不时到余家作客。老师生活淡泊简朴，烟斗与围棋已束之高阁，除读书著书外并无嗜好，只喝清茶和偶尔看看网球直播。这里碰上大陆学者，都是在外事活动程序之外到访余教授的。亦有一位访者是事先汇报了，“上面已同意我来拜访”，岂料此言一出，便吃了闭门羹。

谈诗论文之际，孔生请余教授为他的小说集写序，对方称小说非自己研究范畴，婉拒。后来才为他另一本纪实类的书写了长序。这令笔者想起上世纪80年代，余教授作为此间东亚哲学研究所访问学者，给学术讲座与会者回答问题的情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没有半点敷衍。

说起写序，不得不提2010年9月台湾三民书局所出的《会友集：余英时序文集》（增订版）——这是在香港明报出版社2008年刊行的原版基础上，增加至51篇的序文集：“内篇”23篇论学术，“外篇”28篇议时政。出版简介称，“篇篇由其深厚的学养和真诚的良知所发”，诚非虚言。

笔者曾经为《联合早报》读者介绍过2006年圣诞节，余教授为巫宁坤所著、台湾允晨文化的增订版《一滴泪》写下的序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是收入《会友集》（下）的一篇序文。学者翻译家巫宁坤为中共对55万“右派分子”镇反劳改之下，思想状态仍保持健全的少数幸存者。巫先生于2019年8月间辞世，享年99岁。

从哲理层面纠正中国通

《会友集》（下）的另一重磅文章，是为美国“中国通”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94年台北正中书局出版《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中译所写的序文。1991年9月12日，费氏亲自把这部书的原稿送到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午心脏病复发，两天后逝世。

长久以来，费正清是美国乃至世界“左派”中国通的龙头至尊，抨击国民政府，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是中国的希望。余序指出，费氏《新史》的“新”，含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意思。费氏接受哈佛出版社邀请写此书的时间，正当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

余英时先生辞世，前特朗普政府国务卿办公室中国政策首席规划顾问余茂春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余英时与费正清在哈佛共事多年，曾以同事的身份对费正清的中国观点给予有理有据的批评。不过他强调，余英时并不是政策专家，他的批判多从认知层面作出，比较有哲学意义。事实上，余英时的“入世”行动都是些时评政论，从未参与美国的智库或政府运作。

余英时教授之逝，中国网友热议的轶事之一，是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以胡绳院长为代表的学术代表团访问美国：到访耶鲁大学时，接待方是余英时教授。胡绳院长和费孝通、钱钟书等学人都谈到了1962年去世的胡适。

胡绳说：大陆在学术上尊敬胡适先生，但在政治上反对胡适。余英时回应：刚好相反。胡适先生的学术已经被后辈学人所超越，这是学术规律，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但是，胡适先生的思想，包括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思想，却从来就没有过时，因为1919年五四运动后，胡适思想从未落实过。

视频上余英时忆述，对自己的回应，胡绳先生修养极好。不过，知乎网上则有文章引述胡绳晚年谈话：“其实胡讲的并不都是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如说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有什么错呢？又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恐怕也应当说是对的。”其他如李慎之、胡绩伟，晚年也回归胡适，特别是李慎之，还把胡适这杆大旗扛了出来。

九十大寿的人生聚会

张伯笠，中国东北人，“六四”之后流亡美国，后来念神学成为基督教牧师。网上有他发布于2020年2月2日的文章《余英时九十大寿散记》，记录他们几位当年在普林斯顿东亚系余先生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访问学者、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以及另一学运领袖王丹，到华盛顿给余先生祝寿的聚会。

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生于天津，因母亲生他时难产去世，所以他一生不过生日。但鉴于与会者的热情——感恩戴德，无论如何都要聚一聚，余先生终于在华府住所接待了他们。

余先生曾在《士与中国文化》的自序中，给“公共知识人”作一定义：“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利益之上的。”

作者是退休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