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罗奇：中国“动物精神”的缺失

斯蒂芬·罗奇

25多年来，每次谈到中国经济，我一直是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但如今我却对此充满了怀疑。中国政府已经把矛头对准了其新经济的引擎，即朝气蓬勃的科技行业。它最近采取的行动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国家在努力控制“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所释放的能量。

中国梦，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在2049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愿景，也可能因此搁浅。

起初，在当局严厉对付态度不甚恭敬的全球最大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时，它在意的似乎只是某个下不为例的个人问题。2020年10月底，马云在上海一个金融论坛上，不合时宜地批评了中国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的“当铺”心态，这触碰了中国领导人的底线。

11月初，阿里巴巴旗下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破纪录的34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在上市前的最后48小时内被叫停。五个月后，该集团又因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而接到了创纪录的28亿美元罚单。

如今厄运又降临到滴滴出行的头上。这个类似于优步（Uber）的中国乘车出行服务，竟胆敢到美国资本市场融资44亿美元——尽管有传言说有中国官员表示反对。在迫使滴滴从中国互联网平台上下架超过25个应用后，关于可能实施超过早前阿里巴巴金额的罚款，甚至可能退市的说法甚嚣尘上。

此外，有迹象显示，还会有其他许多中国头部科技企业受到打击，包括腾讯（互联网企业集团）、美团（外卖送餐）、拼多多（电子商务）、满帮集团（货运平台货车帮和运满满）、看准科技集团旗下的Boss直聘（招聘），以及好未来教育集团和高途课堂等在线个人辅导企业（编按：中国近期已出台政策整治教培业）。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中国高调打击加密货币之后发生的。

中国的反科技运动似乎不缺乏理由，在某些情况下（如加密货币），这些理由还完全正当。鉴于中国领导层高度重视对大数据（也是推动其人工智能发展的高速燃料）的所有权诉求，数据安全这个最常被提及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也不免有些贼喊捉贼的意味，因为很多数据都是在中国这个监控国家的暗中盯梢下收集到的。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理由，因为行动总可以在事后被解释或合理化。问题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当局目前正在利用全副监管力量，来扼杀本国经济中最具活力行业的商业模式和融资能力。

对科技企业的攻击也不是限制私营经济的唯一例子。中国的消费者也是受害者。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退休收入和医疗保健的社会安全网还不够完善，使得家庭不愿将手中的预防性储蓄转化为可支配开销，来购买机动车、家具、家电、休闲、娱乐、旅游产品，以及花在其他更成熟消费社会都有的享用上。

当然，这些活动的绝对规模，就像中国的一切事物一样，是巨大的。但是，家庭消费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不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而这一份额也是迄今为止，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创造出一种信心文化，使其广大民众为储蓄和消费模式的转型做好准备。只有当家庭对不确定的未来感到更加安心时，他们才会拓宽自身视野，并接纳更能刺激经济扩张的生活方式。以消费者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再平衡，如果最终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实现这一点。

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是一切经济的关键支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席勒（Robert Shiller）都认为，信心是更广泛的“动物精神”理论的基石。这一概念由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0年代推而广之，被认为是一种使总需求远远超出个人收入或企业利润基础的“自发行动冲动”。

凯恩斯认为，“动物精神”是资本主义的精髓。对于以市场化社会主义混合模式运作的中国来说，“动物精神”的作用方式则有所不同。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政府在指导市场、企业和消费者方面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但是，跟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经济仍然需要一个信任的基础——包括相信领导层的优先事项会一以贯之、采取透明治理和明智监管，才能蓬勃发展。

现代中国缺乏这种支撑“动物精神”的信任基础。虽然这向来是中国迈向消费主义的障碍，但这中不信任正悄悄在商界蔓延，因为政府对科技企业的攻击，与它们在激烈竞争环境中成长壮大所需的创造力、能量和艰苦努力是背道而驰的。

我经常提出要关注由恐惧驱动的过度预防性储蓄，认为这是消费者主导型中国经济再平衡的主要障碍。但是，当局最近针对科技行业的举措，可能是一个转折点。没有企业家的创业激情，中国新经济的创造力将被耗尽，而打造自主创新荣景的承诺也将沦为镜花水月。

中国日益匮乏的“动物精神”，可能会对我自己长期以来对“下一个中国”的乐观预测，造成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打击；“下一个中国”是我过去11年在耶鲁大学教授的课程名称。但是，正如我在第一节课上告诫学生的那样，这门课的教学大纲可不是一成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