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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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央研究院公布，史学大师余英时周日（8月1日）在美国家中安祥去世，终年91岁。若言其师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本人则可谓“一生问何以为士”。

余英时祖籍安徽，于天津出生，1949年因国共内战“避秦”来港，师从一代国学大师、香港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为新亚书院首届毕业生。1955年余英时赴美留学哈佛，跟从杨联陞撰写论文，研究东汉生死观，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除却1973年回港出任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的两年外，余英时大半生学术生涯都在美国渡过，包括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和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最终亦于美国辞世。对于这样的一位美籍华人，称其“旅美”也不知是否切合，但肯定的是他毕生以中国人身份自居。余英时离乡别井多年后曾说过“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的名言，至今仍然为人熟知。其将中国从地理概念中抽离，成为文化主体，试图为中国找出新定义。

余英时去国家化的思想，除了因为其早年已经离开中国大陆之外，亦与其个人经历有关。他曾经解释，其于1955年获哈佛大学取录后，台湾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发中华民国护照，以致他要以无国籍人士的身份进入美国。“我早年没有‘国家’，因此思想也不受‘国家’的限制”，他如此自道。

1978年余英时曾回到中国大陆做学术访问，亦为他的唯一一次。按其说法，此行乃“千载后的子孙来凭吊祖先所踏过的足迹”，自言“尽管二十九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

余英时研究中国思想史，范围之广堪称“从尧到毛”。其不只热衷于找出文、史、哲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比较中、西思想传统，亦擅长于将思想史放回到政治、社会和文化史的语境中理解。由早期的《历史与思想》论文集、《士与中国文化》到晚年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此学术旨趣可见一斑。

余英时不只研究中国的士文化并将之与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作比较，其本人亦显然以公知为己任，在大陆四九政权易手及经历文化大革命后，致力探索自己的文明根源，在美国努力不倦推广中华文明。

“遥远的兴趣”大半生反共

或许出于这份以士为己任的精神，余英时很喜欢评论时政，尽管他自称政治只是“遥远的兴趣”。香港社会大众对于余英时的认识，或许在于他支持占领运动及反修例示威等，或者是称赞台湾太阳花学运“很了不得”，曾批评马英九政府向大陆倾斜等。但其实余英时的反共色彩相当早已出现。

1952年余英时出任创刊主编的《中国学生周报》指出，“极目中国大陆，是一片黑茫茫的统治思想”，该刊其后又谓““目前祖国大陆在中共统治之下，固有文化已被摧毁，西方文化也被隔绝”。余英时1975年发表的长文〈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亦完全是针对着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而来。此文甚至被其师钱穆认为持论过于偏激，简单地以“帝王专制”四字抹杀了中国的政治传统。

余英时的反共政治思想贯彻其一生，有时却似乎过于主观，其想像的中国甚至与现实有所落差。例如他不只一次表示中共政权不可能长期维持，并认为大陆的政治制度一定要变革，在2014年获颁唐奖汉学奖时据指曾言共产党一定很快垮台。然而，“中共很快垮台”的想法可谓不证自破，甚至在新冠疫情后，欧美多国参考中国的防疫及经济调控政策，修正资本主义的缺陷。

其实中共向来并非一成不变，尤其在改革开放后的这四十多年间。除了帮助广大民众脱贫之外，当引入资本的政策开始累积社会问题后，中央政府又开始修正路线，习近平近年强调“房住不炒”、改善福利制度和劳工待遇、打击平台经济的寡头垄断等。内地人民对于中共执政的信任，绝非只能用“专制政权”就可以解释。

一直到晚年，余英时对两岸三地的社会及政治关心不倦，可以说是体现了他所说知识分子的“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士大夫以“道统”制约“政统”的企望。但我们亦不能忘记，若对现实没有与时并进的全面了解，又如何作为社会明灯？香港学问高、有本事的大有人在，当中愿意为社会奉献、作知识分子不少，但其中又有多少人愿意实事求是、虚心地认清社会需要和政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