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5月底6月初访问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泰国，东南亚似乎正在迎来拜登政府“重返东南亚”的快脚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视频形式，出席了7月14日举行的亚细安—美国外长特别会议；7月26日起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先后到访新加坡、越南与菲律宾；8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则将出访新加坡和越南。

可以预见，随着亚细安2021年年度议程的推进，美国拜登政府高官还将获得更多到访东南亚，或以视频形式参与亚细安多边论坛与会议的机会。在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善意退却和失望蔓延之际，拜登政府重返东南亚的节奏正在呈现出加快的态势。

随着拜登政府加快重返东南亚的节奏，东南亚国家在世纪疫情、百年变局与中美大国战略竞争的国际形势下，又将如何选择呢？

长期以来，东南亚的对外战略以新加坡倡导的“大国平衡”战略最为突出，其核心在于三点，一是与中美等大国保持相对的“等距离”外交；二是保持地区事务的开放性；三是让中美等大国在东南亚形成相互制衡与动态性平衡的态势。

近年来，东南亚国家面对百年变局下，以中美为代表的日益显著的大国竞争与战略角逐，在总体保持“大国平衡”外交的基础上，日益倾向于避免“选边站”和采取“战略对冲”的策略，在同时与中美等大国保持对话与合作的同时，规避对于任何一个大国过渡的战略依赖，及持续彰显自身对外战略的主动性、独立性。

亚细安不仅希望中美等大国有一个明确而积极的东南亚政策，而且在对中美处理好彼此关系和避免持续竞争烈化的同时，日益凸显出对亚细安在地区事务中“中心性”地位，以及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的强调。以印太地区为例，当美日印澳等纷纷提出“印太战略”“印太构想”及强化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竞争的时候，亚细安2019年发布了“印太展望文件”，系统阐述了自身关于印太地区合作架构和原则的看法。

无论是东南亚国家，抑或亚细安，其对外战略在百年变局下，已然呈现出更为积极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这与亚细安近两年强调的团结协作、加强韧性和适应性的主题相一致。

谢尔曼、布林肯、奥斯汀到访东南亚的言论和表态，实际上并不能满足东南亚国家的前述战略需要。谢尔曼在访问泰国时宣称“只是想确保泰国有一个平衡的关系”，指责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加强对华合作；布林肯则在特别外长会议中首次将“印太战略”正式延伸到湄公河地区，提出“自由开放的湄公河”一说；奥斯汀在新加坡首次系统阐述了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及高调宣称美国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对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政治支持。

这些言论彰显出东南亚在拜登政府对外战略中的两点重要性，一是“印太战略”实施的核心地区；二是拜登政府奉行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地区和前沿地带。归结来看，这在地缘战略层面服务于拜登的对外战略。

在拜登的对外战略中，东南亚虽然并非首要，却也是其宣扬通过“重返”多边合作和“重整”国际秩序，已达到“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所不可忽视的地区。

这就意味着，在美国的战略中，东南亚是其面向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和“重振”全球领导地位的战略棋子，而这显然与亚细安所追求的地区事务“中心性”地位，及国际事务中重要参与者的战略棋手角色并不吻合。

另外，从地缘情感的角度，作为新兴国家集聚地的东南亚在充满希望的同时，也一直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及其所带来的“选边站”压力所困扰。面对此，虽然谢尔曼、布林肯和奥斯汀一再强调：“美国与东南亚的持久联系超越了地缘政治，美国没有要求该地区的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但无论是现实抑或理论层面，东南亚国家所面临的“选边站”压力和困扰、担忧都将难以得到缓解。

现实中，在美国对华毫不退缩、不寻求对抗的政策表述下，东南亚国家感受到的更多是中美在双边和多边场合下的对抗和竞争。在理论层面，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和角逐是百年变局下，作为新兴国家的东南亚难以规避的结构性难题。这就表明，谢尔曼等高官的到访，不仅不能减缓东南亚的忧虑，反而持续加强“选边站”压力。

美国重返东南亚的逻辑，预示着哈斯里及更高级别官员到访东南亚的政策表态，也意味着美国的重返将难以满足亚细安国家在对外战略层面的期待，更不能让东南亚国家高兴起来。

而从亚细安国家的角度，它们虽然在处理大国关系方面有经验，但却需要在中美大国战略竞争与角逐中加强韧性，增强适应性，拿出更大的耐心、更多的智慧。

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