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恩灏:香港人还可以做世界公民吗?

时间:2021-08-03 13:41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来源:明报

作者:黎恩灏

过去一星期,香港人实在悲喜交集。代表香港出战奥运的健儿前仆后继为港争光,无论是夺金银牌的,抑或是全力以赴惜未晋级的,香港人也因他们而自豪。

同样发生在上星期,首名触犯《国安法》的被告唐英杰被定罪判刑,两项定罪的刑期部分同期执行,最终判监9年。

除此之外,上周大陆官媒连环炮轰教协“煽暴捣乱”,是必须铲除的“毒瘤”,教育局在文章发布后不足24小时,公开宣布全面终止与教协的合作关系,暂停处理转介教师申诉个案,又指斥教协自称教育专业团体,“本质上与政治团体无异”。

教协是香港历史最悠久、会员人数最多的一个支持民主的单一行业工会,将来教协在捍卫工权、推动社会公义及公民教育的前路,的确会相当艰难。

《紫荆》杂志最近刊载了大陆法学学者、北京大学的陈端洪一篇文章,正好串连这三件事。他认为,落实“爱国者治港”,是香港未来的政治生活主旋律;其社会心理基础就在于香港人的国家认同。陈端洪如此倡导:

“落实‘爱国者治港’,必须清除港英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民族自卑的心理污垢,树立当家做主的精神,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必须丢掉‘世界公民’的幻想,确立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认清当前国际斗争的本质;必须刮除‘本土主义’和‘港独’思潮的余毒,领悟‘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捍卫国家主权;必须打碎‘揽炒派’利用选举制度进行港版‘颜色革命’的图谋,承认和尊重国家的制度选择,循序渐进地发展香港民主;必须认清‘违法达义’的无政府主义本质,将自由与服从有机结合,维护‘一国两制’下的良法善治。”

众所周知,陈端洪早在2018年已为北京提交订立国家安全法的建议书,故他对本土派、泛民、公民抗命的态度,并不令人惊讶。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必须丢掉‘世界公民’的幻想,确立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认清当前国际斗争的本质”的论述。

世界公民的幻想可以是指什么意思呢?究竟是指香港人不应视自己为一个有国际视野,对全球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有感知的一群,还是要求香港人不要视世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对地球的资源、生态、贫穷、剥削不应有责任感或内疚感?

如果结合陈端洪下一句,“确立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认清当前国际政治斗争的本质”的话,那么就更清楚了。国际政治下的现实主义,是指世界本质是一个无政府状态,国家之间弱肉强食,讲的是现实利害的计算、权力资源的多寡,以至文化价值、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强弱。

相对于所谓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就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框架下的自由主义,是指国与国之间要和平合作共存,拥抱普遍的价值观如人权、自由等,最明显的例子是联合国的各项人权公约,各签署公约的缔约国有道义责任,根据条文和联合国的权威解释,促进国内人权保障,保护个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世界公民的概念,和国际人权体制、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观是分不开的。

当一个世界公民,是否纯粹一种幻想呢?在香港,国际人权公约跟香港的宪制秩序有直接的关系。

《基本法》第39条和《国安法》第4条明文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各项权利自由仍受保障。换言之,除非基本法或国安法被修改,或特区政府主动退出诸人权公约,否则这些建构世界公民身份的国际人权义务,仍然是香港现行宪制秩序的一部分。

当然,如果对香港特区的此种体制视而不见、敬而远之,那么上述的基本法和国安法条文又有何积极意义?

例如上周唐英杰案的裁决,牵涉平衡国家安全和个人表达自由的根本争议,但在法庭洋洋60多页的判决书,三位法官对此只字不提。判决书除了有论述裁决理由的功能,更有教化社会法律和法治意识的意义。唐英杰案的判决书,无法为平衡两者提供法理分析,令人失望。

当一个世界公民,和当一个活在中国香港的小市民,其实也没有冲突。每届奥运,不少商场以大荧幕直播赛事,民众看到来自家乡的代表队作赛固然会激动鼓舞,但其他地区代表作赛的表现,同样赏心悦目,甚至发人深省。

2016年奥运,一位来自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Kiribati)的举重选手David Katoatau在奥运殿堂举重失败后突然跳起舞来,手舞足蹈惹观众大笑。但原来选手之所以起舞,是因为他想藉此唤醒国际对基里巴斯的重视。基里巴斯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海平面逐渐上升,可能不久就会淹没海岸甚至陆地,有部分人因此失去家园,全国正面对存亡危机。

一个有世界公民视野的人,关心本国、本地运动员之余,也会去了解基里巴斯的苦况、全球生态和各国发展带来的问题,即使没有解决之道,也会对别国有同理心,甚至体会到一己的物质享受可能间接造成他国人民的痛苦。

但一个只会视国际政治是斗争的人看奥运,他或者只会关心自己国家如何在竞赛一雪前耻;他或只以“成败论英雄”的话,纯粹关心代表队得到多少金银铜牌,对失落奖牌的选手或其他代表队的表现就不屑一顾。这种狭隘的视野,怎样令人看奥运看得有乐趣呢?

一个人有无世界公民的意识,当然要透过教育制度内外潜移默化而陶成。民众欣赏奥运赛事的取态、教育界在推动公民和权利教育的能力、法庭对国际人权法制的容纳度,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市民的权利和价值观。

教协被清算、法庭迴避人权问题、看奥运变成看运动装,也许只是爱国者治港主旋律的前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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