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在3月份的预算案中，英国财政部长苏纳克扩大了英格兰银行的使命，加入了支持政府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

但在6月8日给《金融时报》的一封信中，前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提出了严厉批评。金警告说，“将央行使命扩展到气候变化等政治领域……有可能削弱央行事实上的独立性，导致对通胀上升迹象反应缓慢。”所以，究竟是什么情况？

学点历史可能会有所帮助。到1980年代，政策制定者已达成共识，即主要的宏观经济问题是通货膨胀。政府将失业率降低到“自然率”以下的“凯恩斯主义”措施，使央行无法成为货币价值的可靠守护者。

因此，政府将通胀控制外包给“非政治”的央行行长。1997年，英国新工党政府敏锐地意识到本党的支出过于铺张，要求英国央行实现2.5%的通胀目标（后来降至2%）。设定官方利率（银行利率）的权力，从财政部转移到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

预期是获得新权力的英国央行，会在通胀趋势超过2%时提高利率，并在通胀（或物价水平）下降时降低利率。此外，通胀目标的中期性质，给了英国央行一些根据经济活动调整利率政策的回旋余地。

大多数富裕国家的中央银行采用这种货币机制，该机制被认为在2008年前的所谓的“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期间保持了价格稳定。但低商品价格、保守的财政政策以及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显然是比独立的中央银行官员的技术官僚校准更重要的因素。

但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央银行超越了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传统角色，救助了被认为“大到不能倒”的破产商业银行。随着银行业危机演变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官方利率降至接近于零的水平，人们觉得完成通胀使命需要额外的货币政策工具。量化宽松（QE）或“非常规货币政策”应运而生，这意味着向经济注入大量资金以抵消商业收缩的影响。

因此，负责控制通货膨胀的中央银行，现在正在使用货币政策来避免经济崩溃，而这并非它们的使命。在由此造成的角色混乱中，货币政策制定者声称，他们在2009年至2016年期间大量购买政府债务，金额达数千亿美元、欧元和英镑，旨在“将通胀率提高至目标。”但每个人都知道，在经济崩溃期间，通货膨胀是他们最不关心的事情。

如果中央银行公开宣布其作为最后救助者的角色，大多数人会说这是政府的责任，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80年前指出的那样，对经济活动至关重要的是央行货币的支出，而不是印钞。

中央银行从来没有令人满意地回答他们的大规模货币注入，如何增加实际经济活动或提高价格的问题。随着经济继续停滞不前，他们最多只能争辩说如果没有量化宽松，情况会更糟。

然后，2008年至2009年金融冲击后的复苏还远未完成，冠状病毒疫情暴发了。这一次，面对大规模封锁，政府（正确地）开始大规模支出以维持社会的购买力。

表面上仍然在追求通胀目标的中央银行，现在为政府的公共支出提供融资，不论规模多大，没人关心是否要改变它们的使命。一些勇敢的人问道：为不断增长的政府赤字融资与实现2%的通胀目标，如何能够保持一致。但提出这个问题被认为不太好，因为它“破坏了央行反通胀使命的信誉”。

因此，苏纳克的气候变化的新使命，出现在货币政策的水域已被搅浑、央行独立性的含义模糊不清的时候，至少具有透明的优点。使这些问题更加明确，是英国上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最近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查的主要目的之一。

该委员会的报告《量化宽松：一种危险的瘾？》（Quantitative Easing: A Dangerous Addiction?），详细描绘了英国央行任务连贯性的逐渐恶化。报告承认，预防灾难性气候变化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的核心关注点。

问题是中央银行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卷入政治事务，同时又不会损害其源自独立于政治的可信度。报告谨慎地总结道，由于英国央行行长扩大了英国央行的使命，“央行有可能被迫卷入政治舞台”。

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英国央行扩大的使命，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其抗通胀的能力，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模糊了政府和央行执行经济政策的责任。当前机制假定中央银行家应该控制货币数量，而通过预算分配的货币（或资本）将仍然掌握在民选政府手中。

但是，让中央银行根据企业或部门的“绿色化”潜力向其分配资金，例如，通过购买水力发电公司而不是石油公司的债务，会迫使它们做出应该由政府做出，并通过税收制度问责的政治决定。因此，英国政府准备利用量化宽松工具，将资本分配外包给一个不能问责的机构，这是其放弃确保健康、可持续经济的责任的又一步。

作者Robert Skidelsky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

英文原题：Should Central Banks Have a Green Man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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