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墙外

这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正当冠病疫情还在肆虐无度，甚至变本加厉时，世界各地又陆续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和林火，陷地球于水深火热之中。

相对于北美的季节性热浪和林火，今夏较不寻常的是欧洲和亚洲几个地方，都发生了近年来较少见的重大洪灾。先是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西欧多国，在7月中暴发大规模洪涝灾害，夺走至少200条人命，其中德国的灾情最严重。

但厕身报界多年，更严重的水灾都见识过，再说欧洲毕竟离得很远，对这样的新闻一下子也就麻木了。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长居德国波恩的老同学图文并茂地捎来了信息，报告他家和泛滥的莱茵河洪水“擦身而过”的险情。原来他就住在莱茵河畔，距离洪水只有一石之遥，他传来的照片显示住家附近人行道旁的树木，全泡在高涨的河水中，只露出了上半截，他家没被洪水波及算是很幸运了。

这场灾难离我虽远，但离我的同学却很近，让我立刻意识到世界其实很小。我的朋友虽然没有遍天下，但天南地北都有，不管哪里受灾都可能会有朋友遭殃，大家同住一个地球村，命运相连。

紧接着，一场距离更近的大水灾发生了。中国河南省遭到“千年一遇”的连日暴雨，造成重大洪灾，省会郑州的地铁更因此发生罕见灌水事故，洪水倒灌入地下隧道和列车内，500多名乘客被困水中。这次除了距离更近，信息的传播也更快更频繁，事发不久就收到现场传出的视频。

被困在地铁内的乘客发出的“即时实况报道”中，那些惊心动魄的画面和惶恐不安的语音，使我宛如置身现场，感同身受，不禁对这些素不相识的远方受灾者的命运感到揪心和焦虑。天涯咫尺，休戚与共，是这场天灾给我的另一种体悟。

德国和中国的水灾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特大暴雨造成的。德国科隆地区24小时内降水154毫米，相当于平时两个月的降雨量。郑州的降雨量更惊人，单是20日下午4点到5点一小时内的降雨量就高达201.9毫米，突破中国大陆小时降雨量历史极值。遭遇这么密集无情的强降雨，无论哪个国家，要迅速排水疏洪都是艰巨的挑战。

这两场大洪水以及近年来世界各地越来越频繁的各种异常巨大天灾，在在清楚显示，极端气候已经成为地球的新常态，对全世界构成了严重威胁。各国应该尽量完善防汛疏洪系统与预警机制自是不在话下，但既然共处“人类命运共同体”，独善其身是不够的。温室效应、地球暖化、南北极冰山融化加速、海平面不断上升等气候问题，是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须要国际社会全面合作才能应对。

在这方面，2015年的《巴黎协定》算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却因为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宣布美国退出而扰乱了进程，即使在拜登继任后美国于今年重新加入，已经浪费了宝贵的四年光阴。虽然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今年11月举行，但要达成进一步的具体协议并不是那么容易。

天灾“一视同仁”，新加坡当然也不能幸免，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因强降雨造成的突发性淹水就是明显的例子。像德国与河南那样因暴雨而酿成的重大致命水灾，这里也曾发生过，近期最严重的应该是1978年12月2日那次。那天下了一整天暴雨，24小时的降雨量高达512毫米，相当于往常三个月的雨量，许多地区发生大面积水患，尤其是波东巴西区，汹涌的洪水几乎吞噬了整个乡村，造成七人死亡和重大经济损失。

我因为间接成为“灾民”而对它记忆深刻，我住的东部市郊低洼地区是个惯性淹水地带，那天当然也不例外。通往住家的道路全被淹没，连巴士也无法通行，那晚在报馆放工后，有家归不得，只好跟着一位同事回到他的大成巷店屋借宿，睡在一张帆布床上过了一夜，隔天早上水退后才能回家。

自那以后，我国的河道堤坝与沟渠系统逐步全面建设或翻修完成，防汛疏洪的能力大大提高，每逢雨季必发生洪涝的情况才成为过去，至少不再发生那种造成人命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大水灾了。

这方面的进步，从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就可以看出。自他于1980年代搬到波东巴西区的信立新村后，每年雨季必如临大敌，因为每降豪雨家里就会进大水，严重干扰生活，财物损失惨重，迫使他不得不在屋前屋后各筑一道防洪堤。他家的水患问题一直到2008年滨海堤坝建成，并有效发挥泄洪功能后才完全解决，从此即使雷雨交加，他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全国人民从此就能真正高枕无忧吗？内忧解决了，外患呢？

2015年8月，美国宇航局（NASA）的科学家发出了令我们坐立不安的警讯：最新的卫星数据显示，随着全球暖化，未来一两百年内海平面将上升一公尺或更多，一些地势较低的城市如新加坡和东京，可能面临被淹没的危险。

2019年4月，受聘到本地专门研究海平面上升课题的气候专家霍顿教授（Benjamin Horton）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也指出，新加坡是四面环海的低洼岛屿，大部分地区处于海拔15公尺，三成地区不到海拔5公尺，这意味着一旦海面上升，近三分之一的地区可能淹水，若岛国淹没，人们将无法逃往高处。

他认为，纵观所有因气候暖化而可能影响新加坡的问题，海平面上升是目前的最大威胁。2020年7月，地产顾问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在一份报告中称，根据联合国一个委员会估计，可能在2030年至2052年间发生的情况，假设全球平均气温上升1.5摄氏度，新加坡金融区将有51栋大楼、约190万平方公尺的办公空间处于洪水高风险区。

这是何等令人触目惊心的消息！海平面上升的危险简直就是悬在新加坡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sword of Damocles），一直威胁着我们，难道我们就只能坐以待毙吗？

放心好了，我们不是有一个大事小事都管的政府吗？像岛国可能沉没这种滔天大祸，政府当然更不能不管了。其实，早在2008年，先国人之忧而忧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已经发出了警告。他在该年11月接受《国际先驱论坛报》专访谈到这个威胁时指出：“我们太脆弱了，海水上升一公尺，我们还可以建堤坝，如果上升三至五公尺，我们怎么办呢？半个新加坡将消失，而且是值钱的滨海地段！”

他透露，新加坡已经与荷兰的代尔夫特水力研究所（Delft Hydraulics）研究如何保护我国的200公里海岸线的问题了。荷兰国如其名，是个“低洼之国”（Netherlands），比新加坡的情况严重得多，长期以来在与海洪威胁的抗争中累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因此是新加坡取经的对象。

李光耀在专访中透露的信息显示，早在10多年前，新加坡已经在积极研究如何应对这个长远问题了。经过几年的研究和规划，政府在2016年宣布采用荷兰的“圩田开发”（empoldering）技术，在德光岛西北部围海造地，先建一道高于海平面六公尺的10公里长海堤，形成圩田（polder），不靠稀缺的沙石逐渐增添810公顷的土地，预计在2022年完成。政府希望从这个项目中汲取经验，培养能力，为将来更大规模的筑堤围海、填土造地做好准备，以便长远应对海平面上升的挑战。

随着这项实验工程的顺利进行，这个课题终于在前年正式提上了国家议程。李显龙总理在2019年8月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将它提升到“气候防卫”的高度。他说，对抗气候变化引发海水上升的工程，是个攸关生死的工程，是牵涉到子孙后代的百年基业，政府没有能力阻止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但至少必须告诉国人我们有什么长远的应对之策。

接着，他宣布了长期防洪的“百年大计”——未来100年政府预计将投入至少1000亿元，大规模建设圩田、填海造岛，保护海岸线，确保子孙后代免于灭顶之灾。

“深谋远虑”当然不是新加坡政府的专利，但能这样“从长计议”却是很多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所无法享有的奢侈。对于大多数每四五年就必须面对选民的政府，能否实现竞选期间许下的堂皇诺言，以争取连任往往已是个大问号，更遑论为未来世代的福祉进行长远规划了。

然而，“百年千亿”毕竟不是等闲事，政府也不敢随便承诺动用国家储备金偿付，而是决定以发行长期政府债券的方式筹资。其实这样做也比较公平合理，因为这本来就是个可让未来世代受惠（包括从新增土地获益）的工程，应该由未来几代人共同承担，而不能单靠这一代人买单。

无论如何，极端气候引发异常天灾的活生生例子及时提醒我们，不能只全神贯注于眼前这场瘟疫而忘了高瞻远瞩，忽略一些已经在地平线上露出端倪的险兆。冠病与否，我国面对的各种短期长期、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从来就没有消失。除了百年大计之外，我们还需要各种锦囊妙计，在危机四伏、险关重重的前进道路上为国人解除危难，化险为夷。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