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7月6日表示，美国支持强健的美台非官方关系，但不支持台湾独立。

尽管这是拜登政府内部人士对这一敏感课题的首次明确表态，但在笔者看来，在这个“明确”的背后，仍然体现出美国在重大问题上一贯的模糊、含混，甚至看似矛盾的立场。

这种立场一方面是美国在价值观和国家安全利益两者发生冲突时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种高明、可以说是首鼠两端的圆滑策略。在这种策略下，美国总是会把两头的话都说了，既要了面子，又要了里子，在未来的操作中还有很大的转圜空间。

在这种充满“辩证法”精神的平衡政策下，美国采用两手操作：既要“护卫台湾”，又“不支持台独”；既要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又要站稳“价值观”的道德高地；既可以引用三个联合公报，又可以引用美国国内法和“六项保证”；既要得到台湾独派的膜拜和憧憬，又想避免自身卷入真刀真枪的冲突。

美国希望让大陆和台湾双方都感觉到有机会，而自己处在一种仲裁和调节，可根据情况调节姿态和决定进退的最佳位置上。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就是长期模糊。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对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产生的争议，采取了模糊的搁置政策。此后很长时间一直在该问题上持所谓钓鱼岛“主权未定”的“中立”立场，只是强调连同钓鱼岛的冲绳的“施政权”返还日本。

直到克林顿时代的1996年，才由同一位坎贝尔作为美政府高官首次表示，《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包括钓鱼岛，有事之时美国有防卫义务。当时，坎贝尔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国防助理国务卿代理，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

暧昧和模糊也存在于美国的南中国海立场。美国最初开始考虑南中国海诸岛问题，始于1943年的T-324号文件。但在此后的文件中，即已经存在对南中国海岛屿是归还中国、法国殖民当局、交由国际托管或转交菲律宾的矛盾表述。

在1944年的CAC-301文件中，美国改变先前坚持的由相关国家通过协商解决争端的立场，首次对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对南沙群岛所提出的主权要求提出质疑。实际上，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内部开始出现否定南沙群岛为任何一方领土的看法。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除了明确“日本不得继续保有南中国海诸岛”这一原则外，对于中国在二战前的20世纪30年代早期就提出的断续线主张，采取了不承认也不否认的不介入态度。中国方面认为这些岛屿天经地义归属中国，也不愿意将其国际化和复杂化，因而选择低调处理，在蒋介石参加的1943年开罗会议上也并未提及。

战后，美国政府提出了处理南沙群岛问题的新方案：在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美国暂不对这些有争议岛屿的归属问题表明立场。面对中国大陆上的新政权，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曾于1933年占领中国南沙群岛之九座小岛，现在又重返印度支那的法国，以及自己的前殖民地，1946年才独立的菲律宾，美国因此决定“模糊处理”。

模糊很长时间之后是逐渐的调整。1995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南沙群岛与南中国海政策声明》，公开了其在南中国海争议中所奉行的政策立场，其中表明美国对于南中国海各方有关岛、礁、滩、沙的竞争性主权主张及其法理依据“不持立场”。

但在2009年7月，美国对南中国海问题作了新的阐释，实际上缩小了1995年声明中“中立”立场的范围，将此前对于各声索方主权主张及其法理依据不持立场，调整为对岛礁主权的归属不持立场，而对于各方的海域主张开始持有明确的态度。2014年2月，时任助理国务卿拉塞尔（Daniel R. Russel）在众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中，才明确表达了对于中国“九段线”主张的质疑。

但是，美国的模糊策略也会把自己置于一种尴尬境地之中。美国的西藏问题权威学者、人类学家戈尔茨坦（Melvyn C. Goldstein）就曾敏锐地发现，美国在西藏问题上“高尚的道德主义说辞和同情的姿态”及某些“象征性的举动”，误导了一些追求“独立”的藏人以为可以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

作为人类学学者的戈尔茨坦被问到这个问题，只得对藏人解释说，中国是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美国不可能做任何具体的事情帮助藏人，但这名藏人拒绝接受，坚持“美国比中国强大，一定会帮助我们”。

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戈尔茨坦认为，克林顿时期的美国政府和国会，一边对西藏表达“同情但不痛不痒的支持态度”，另一边又很小心地避免使用实力来压迫北京。

从以上这些事例来看，美国在处理台湾、南中国海、西藏这类涉及中国主权的重大问题时，向来采取对自己有利的审慎的模糊政策，一边在道义上频频表达支持，吊足胃口，另一边又有诸多现实的顾忌和权衡，而最新表态其实了无新意，也算不上是重大突破。

问题是，这种场外喊加油的同情姿态，往往在现实中造成“小伙伴”的错觉和对美国的依赖心理，但这种依赖又未必是美国所真正愿意承受的。

戈尔茨坦在上世纪90年代实地经历的藏人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今天一些台湾人士关于两岸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就会驰援台湾的误读何其相似。另外，美国的刻意模糊政策可能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才在未来某些特定情势的推动下，因应当时的战略决策考量而明确化。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美国在处理台湾、南中国海、西藏这类涉及中国主权的重大问题时，向来采取对自己有利的审慎的模糊政策，一边在道义上频频表达支持，吊足胃口，另一边又有诸多现实的顾忌和权衡，而最新表态其实了无新意，也算不上是重大突破。问题是，这种场外喊加油的同情姿态，往往在现实中造成“小伙伴”的错觉和对美国的依赖心理，但这种依赖又未必是美国所真正愿意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