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北看记

韩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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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外交高层今年的第二次面对面交锋——中国称“天津会晤”，本周一在充满硝烟味的六小时后落幕。

作为今年3月阿拉斯加中美会谈的续篇，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本周先后与中国副外长谢锋以及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会谈和会面，火药味比阿拉斯加会谈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仿佛已豁出去和美国“撕破脸”。恰如王毅会前就明言预告的，中国摆好架势给美国“补课”，要后者“学会如何以平等的态度同其他国家相处”。

中国来了个主客易位，当起了美国的“教师爷”。谢尔曼出发前夕，中方宣布制裁七名美国政要与实体。在会晤进行时与之后，中方密集对外发布信息，展示谢锋直批美国“妖魔化中国”以转移国内民众的不满，好像“不扯上中国都不会说话做事了”“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指美国抛出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只是把“家法帮规”包装成国际规则，就是想耍赖，想实施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美国才是“黑客帝国”与“监听帝国”……等等。

这些“判词”几乎把美国痛骂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中方还开列纠错清单和个案清单，洋洋洒洒分别有16项和10项。相比之下，美国方面发布的信息则少得多，形成反差。

关于这场天津会晤的成效，观察界有不同看法，基本分悲观与稍乐观两种。

前者认为中美继续各说各话、找不到化解巨大分歧的突破口。中国看清了美国从前总统特朗普到如今拜登执政，对华针对的政策除了手法不同，其他毫无不同，这让中国十分灰心。因此，特朗普时代中国仍尝试做些让步，希望通过妥协换来谈判成果，如今中国对此已不抱希望，并认为与美国对话已渐无意义。

另一种观点认为，谈还是好过不谈。中美在闭门会面时不可能都是在吵架；有清单还是好过没清单，有清单就是开出了价码，能进入实质的讨价还价，往协商方向推进一小步。

曾任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管、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研究员的唐安竹（Drew Thompson）则对《纽约时报》分析，中国采取了“最大主义、绝不退让”（maximalist）的姿态，同时华盛顿的首要目标已转向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立场，减少误解的可能性，避免可能导致直接冲突的误判。

这种略微乐观的观点，从中美官员会前剑拔弩张、会后克制甚至友好的态度反差得到佐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形容双方在天津就一系列课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讨论，也讨论怎么样设定条件（terms）以负责任地处理中美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称，天津会晤是两国“重要外交沟通”，双方谈得“很深很透”“增进了相互了解”。

昨天抵美的新任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意想不到地给阴霾密布的中美关系带去一丝和风。秦刚在致辞时重提冷战期间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历史，对比他昨天能公开赴美履职，以此带出“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秦刚承诺将与美国各界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让合作共赢、和平共处的中美相处之道“由可能变为现实”。

当然，中美关系已不是说说好话、展示正能量就能挽救。实际上，天津会晤做到的，就是双方进行了一次更加“硬碰硬”的底线谈判。王毅对谢尔曼列出中国的三条底线：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的道路和制度；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

仔细审之，美国对第二与第三条底线都有所回应，但中美的定义与前提却很不同。关于主权问题，拜登政府已表明不支持台湾独立，却不断推进台美官方关系。至于美国是不是要阻挠中国发展？谢尔曼表示，美国相信中国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性，但中国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她也说，中国应该明白人权不仅是中国内政，而是全球承诺。

这些都是中美尖锐分歧的具体所在。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美国在天津会晤后没公开做回应，凸显那是最大、最根本分歧所在。

这次天津会晤中，中国似乎采取了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策略。可以说，对天津会晤的悲观与乐观分析都在理：中美双方都心知肚明，彼此分歧已绕不开、避不了；两国也都知道决裂对彼此与世界都会造成惨重代价，因而即使矛盾再尖锐，对话再艰难，也须要慢慢谈下去。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这是好消息，也更不宜去为任何一方站队。

此前传说的10月中美元首峰会话题，并没有在天津会晤中浮现。习拜会会不会发生？不知道。但中美有没有元首峰会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中美艰难地进入了磨合期，而这个磨合期将很颠簸而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