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明报社评

《港区国安法》首宗案件在高等法院裁决，被告唐英杰一项煽动分裂国家罪及一项恐怖活动罪成立。国安法涵盖“四大罪行”，外界一直关注法律红线所在。高院今次裁决，就“光时”口号是否带有港独含意，以及有关“煽动”及“恐怖活动”的犯罪元素等，作出界定及说明，作为判例具有指标意义，对日后执法司法将有重要影响。唐英杰案法官尚未听取求请及量刑，现在讨论上诉言之尚早，被告犯案时，是否意识到触犯国安法的严重性，外界并不清楚，观乎当日街头氛围，有人为唐英杰所作所行“欢呼”，实际效果是推波助澜，鼓励他人挑战国安法。杀君马者道旁儿，唐英杰面对严重法律后果，对社会亦是一个深刻教训。

唐英杰两罪成立

“光时”口号成焦点

去年7.1，即国安法正式生效翌日，唐英杰驾驶电单车，展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穿梭港岛多区，其后在湾仔冲向警方防线，撞倒3名警员。警方引用国安法，控告唐英杰干犯煽动分裂国家罪及恐怖活动罪，成为本港首宗国安法案件，由于没有先例可援，司法机构如何处理，备受各方关注。国安法下保释门槛较高，审讯亦可以不设陪审团。唐案开审前，被告就不设陪审团的做法提出司法覆核，最后由法庭奠下处理准则。上诉庭表示，陪审团审讯并非绝对的权利，亦不是达至公平审讯的唯一方式，驳回司法覆核上诉，确认案件交由高院3名指定法官共同审理。

国安法“四大类罪行”，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及实施恐怖活动，以及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法例去年实施以来，外界关注焦点之一，是四大罪行具体法律红线为何、什么行为会被定罪。不同案件情节千差万别，如何理解相关法律、司法尺度为何，必须看具体判例。黎智英案关乎串谋勾结境外势力，泛民初选案则关乎串谋颠覆政权，两案尚待审理。唐案则涉及分裂国家及恐怖活动的部分，高院今次裁决，在这两方面都划下了一些法律界线及准则。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否带有分裂国家之意，乃是唐案一个争议点，控辩双方分别找来历史学者及社会学者作证，各执一词。观乎裁决书，3名法官虽未排除不同人对“光时”有不同理解，惟放在案发社会时空及具体语境，这口号至少对一些人来说有分裂国家意思，辩方专家证人亦承认，“光时”其中一个可能意思是香港独立，所以裁决认为，被告当日展示这句标语在港岛游走，“能够煽动”他人干犯分裂活动；被告明知“光时”有此含意，手机内亦有警告违反国安法的“紫旗”截图，仍然四处展示相关旗帜，证明有传递分裂国家信息的意图。另外，法庭亦就恐怖活动罪加以说明，重点之一是严重暴力行为不等于要有人严重受伤，这并非恐怖活动罪的犯罪元素，被告为了政治主张，向作为法律治安象征的警队，作出故意及严重挑战，已对守法公众造成恐慌。

怂恿犯法当“烈士”

杀君马者道旁儿

干犯煽动分裂国家罪，情节严重者，最高可判囚10年，至于干犯恐怖活动罪，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唐案法官如何量刑，外界拭目以待；唐英杰日后会否就定罪或量刑提出上诉，当然也是未知之数，原审裁决未来可以有变，但也可能不变。有关“光时”的争议，严格来说，法院只是指出这句口号可以带有分裂国家的意思，引用“光时”口号会否触犯法例，视乎具体情景、语境及意图，无法一概而论，惟案例同时清楚表明，若有人欲以“光时”口号表达分裂意图，有可能被捕、被控及定罪，即使庭上辩称只想表达“其他意思”，亦未必可以避开刑责。

香港由九七回归到2019年6月之前，社会气氛一直宽松，一般人也不觉得说话有太多政治禁忌，现在忽然多了一些规范言行的法律红线，不同阵营支持者立场迥异，一些市民亦不习惯这种变化，担心误碰红线，可是香港经历了反修例风暴，已无法回到从前。国安法新时代，要求所有人与暴力、港独、揽炒和境外势力干预，清晰切割，从法律角度看，每宗裁决都有助厘清一些界线，不过这一过程亦意味，更多人可能身陷囹圄，唐英杰只是首个被定罪的人。

唐英杰现年24岁，案发时任职侍应，有理由相信，驱使他犯案的不是什么象牙塔理论，而是反修例风暴以来存在于社会的极端氛围。当天他驾驶铁骑冲向警方防线、挑战国安法实施，究竟有否认真想过法律后果严重程度，只有他本人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在场者为他欢呼拍掌，实际效果是怂恿他人犯法做“烈士”。香港是法治社会，唐英杰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不能诿过于人，惟不等于推波助澜者没有任何道德责任。反修例风暴期间不少极端暴力行为，都是在这种氛围下出现。杀君马者道旁儿，各方必须铭记此教训，避免更多悲剧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