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田弘一

去年，我失去了我的老师、朋友和最宝贵的研究同事，世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是我在耶鲁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之一。作为一名博士生，我受益于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梦之队”，他们每个人都大大丰富了我的生活和工作。

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把我推向了具有实证意义的深刻而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磨练了我的分析能力，而库珀确保我把我的想法应用于政策制定，从而在现实世界中产生影响。为此，我将永远感激。

库珀以身作则：他的研究考察了各国经济政策的相互依存性。他的观点主要是在凯恩斯主义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其中财政政策是主要的政策工具，并展示了精心策划的国际财政政策协调如何让人人更有所收获。

特别是，库珀提出了“火车头理论”（locomotive theory），根据这一理论，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三个“火车头”，会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后，将全球经济列车“拉”到安全地带。这一理论在1978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付诸实践。

受库珀研究的启发，我借鉴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对国际收支的货币方法，提出了类似的货币政策取向，即以中央银行的各种政策为工具，以通货膨胀目标为指引。鉴于当时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运作的全球货币体系相互依存，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对于维持稳定至关重要。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人指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崩溃之后，这种做法已不合时宜。在以弹性汇率为基础的全球体系下，宽松的货币政策才是正确的方法。

然而，即使不需要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仍然相互依存，不过存在一个关键的差别。在固定汇率下，一国增加宏观经济刺激措施，将要求其主要贸易伙伴减少刺激措施。相反，在弹性汇率下，一国的货币扩张应与其他国家的货币扩张相配合，尽管后者的规模要小一些。

这是日本未能内化的智慧。在2008年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倒闭、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大幅扩大了货币基础，这一政策削弱了它们各自的货币。

但是，日本央行在行长白川方明的领导下，未能与其他央行一样扩大货币基础。结果，日元大幅升值，日本遭受的经济衰退比处于危机中心的国家严重得多。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就曾对这种类型的“协调混乱”（coordination confusion）提出过警告。

然后，在2013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任命黑田东彦为日本央行新一任行长。黑田东彦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央行行长一样，实施了积极的量化宽松政策，日本经济于是开始复苏。从2012年到冠病疫情暴发的这段时间里，日本经济增加了大约500万个新就业机会。

在2014年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库珀和他的合著者理查德·多布斯（Richard Dobbs）赞扬了这种做法，指出“如果各国央行没有果断行动，向本国经济注入流动性，世界可能会面临更糟糕的结果”，然后敦促各国为结束或继续实施量化宽松做好准备。

2016年之后，日本的货币基础和日元汇率（相对于美元）之间的联系（体现在所谓的索罗斯图表）被打破，导致日本央行的货币扩张效果减弱。但是，在弹性汇率制度中，货币政策相互依存的定律保持不变，而日本也吸取了教训。因此，在疫情期间，当美国再次加大货币扩张力度时，日本央行也紧随其后，大幅扩大了日本的货币基础。

当然，在超低甚至负利率的情况下，货币基础和汇率之间的联系仍然受到损害，因此仅靠货币扩张并不足以带来强劲和持续的经济复苏。但是，扩张对于确保日本不被抛在后头至关重要。

现在的挑战是制订一项认识到当今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影响的复苏策略。这项策略必须承认，这个长期停滞的时代模糊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界限。此外，它应当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汇率是弹性的，但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共同通胀目标限制了货币波动的可能规模。

这意味着，只要通胀没有大幅上升，各国央行最好维持其扩张性货币政策，但目标是支持有效且协调的财政政策干预。换句话说，世界须要听从库珀的建议。

作者Koichi Hamada是耶鲁大学荣誉教授，曾任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特别顾问

英文原题：The Right Advice for the Pandemic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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