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课题

今年哈芝节前夕，我国一所中学校园内发生了一起骇人命案。就读于该校中四的嫌犯已以谋杀罪名被控上法庭。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嫌犯与受害者并不认识。嫌犯曾是心理卫生学院的病患，并于两年前企图自杀。

事件发生后，除了表达哀伤之余，不少网友在主流媒体的留言内容中，仍然对精神病存有负面印象（stigma），比如将事件归咎于嫌犯有精神病史，并表达出对于精神病患者融入社区的恐惧。

这类发生在公共场合、对不特定公众犯案的行为，让人想起一个并不陌生的概念——“无差别杀人”（stranger homicide）。无差别杀人事件曾经在亚洲一些地区发生，包括日本、台湾、中国大陆、泰国等。新加坡也并非首次出现这类事件。去年5月，一名正在夜间跑步的中年男子，突然遭到路人砍杀致死。六天后，嫌犯被捕。同样地，嫌犯与受害者并不相识，嫌犯母亲声称其儿子患有精神病。

诚然，比起有预谋的犯案，无差别犯案与精神病症状不可预测性的结合，往往令人感到更加恐慌。再者，这类事件首次发生在仍处于青春期的群体当中，更是令人担忧。

由于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我们目前还无法得知整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也不清楚嫌犯这两年来的病情是否得到了及时的干预和治疗，因此当下任何的揣测都不适宜。但透过此次事件中公众的态度，引申出对精神疾病负面印象以及社区康复治疗的一点思考。

根据国立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的一份学术报告，2015年台湾的无差别杀人发生率仅为10万分之0.25，同期在美国和英国分别为10万分之0.39和10万分之0.22。然而，犯案者皆以中壮年男性为主，而且几乎不可能是学生。

1998年美国进行了麦克阿瑟暴力风险评估研究（MacArthur Violence Risk Assessment Study），在对1000多名离开精神病院的患者，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有精神病史的人群，与居住在同一社区并未罹患精神疾病的人群，在暴力犯罪方面并无差别。因此，精神病本身并不会使人更有暴力倾向。如同其他疾病的患者一样，精神病患者也希望能够正常地生活，获得与他人一样的关怀。

毋庸置疑，在完善的法律体制下，犯案者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然而社会问题不能单凭法律法规来解决。除了对加害者的谴责、割席、定罪，尽早给受害者一个交代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去追寻犯案背后的原因，并以此为鉴，避免悲剧再次发生。解决伤害最好的方式是善后和预防。

值得肯定的是，教育部与校方在事发后第一时间为受害者家庭、受影响的师生提供心理疏导。对于预防不幸的再次发生，笔者认为可以从社会环境、社区康复和心理危机干预三个层面予以完善。

首先，提高对公众和患者心理卫生知识的宣传与教育，从而逐步减少对精神病患者的负面印象、社会偏见及自我歧视。当患者本身对心理卫生有错误的认识、态度或行为时，就会影响其对治疗的依从性。其次，长期住院不仅不利于精神病患者重新融入社会，也会对医疗系统构成沉重的负担。

尽管在首个亚太地区“精神健康和社会融合”报告中，新加坡在消除负面印象和提高心理疾病认知方面排名靠前，但仍面临社区保健服务人员短缺的问题。

近期发表在新加坡医学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完善精神病疾病在社区康复的网络体系，包括建立患者－家属－基层医护合作的体系，正是目前所须要努力的方向。最后，应该整合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资源，建立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包括指引家长如何与孩子正确沟通、引导青少年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困难和进行自我疏导、提供及时有效的求助渠道解决困境。青少年是一个社会宝贵的财富，加强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无疑是为这份财富保值、增值。

前段时间备受关注的一部以真实事件改编的台湾影视作品《我们与恶的距离》，正是讲述了在一次精神病患者无差别杀人案件中，加害者、受害者、律师以及各自的家属，在社会舆论与各自利益之间的抉择。

愿社会对精神病患者能有多一点善意的理解与包容，少一点排斥与孤立。《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加害者家属如是说：“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20年去养一个杀人犯。”愿逝者安息，家属节哀。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