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准备效仿小罗斯福大手笔支出，而这是罗斯福在二战前一直避免做的事情。这有可能引发1970年代，让凯恩斯主义（Keynesian）经济政策功败垂成的那种通货膨胀。

自2021年1月以来，拜登政府已支出或承诺支出1.9万亿美元直接用于冠病的纾困救助，2.7万亿美元用于投资和商业支持，1.8万亿美元用于福利和教育。这些加起来有6.4万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30%。冠状病毒支出的1.9万亿美元将逐渐减少，未来10年将支出4.5万亿美元，约占GDP的20%。

这些支出将主要由美联储购买债券来提供资金，随后还将增税。但这是美国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动员，还是更确切地说，是一场通胀性挥霍？

我们还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准确的方法来衡量产出缺口，即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差异，或者大致来说，即可以在价格开始上涨之前吸收的经济疲软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到今年年底，美国经济的增长将超过潜力，而欧洲经济将接近潜力。这预示着未来将发生通胀，以及扭转赤字融资的必要性。

与这种静态观点相反，人们相信或希望政府的投资计划会增加美国经济的潜在产出，从而实现更快的非通胀性增长。拜登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是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的生产力。但这是一项长期的计划。从短期来看，所谓的供给方“瓶颈”可能会推高通胀。因此，过于宏大的议程显然是危险的，可能发生政策突然转向、衰退卷土重来，以及预期幻灭。

有一条更稳定的路线可供选择，但拜登政府忽略了两个可以使其轻松很多的积极建议。首先是联邦工作保障。简言之，政府应该保证在私营部门找不到工作的人都有饭碗，其固定小时工资不低于国家最低工资。

这一计划有很多优点，有两个是关键。首先，联邦就业保障将消除计算产出缺口的需要，因为它的目标不是未来的产出需求，而是目前的劳动力需求。这反过来奠定了充分就业的明确定义：即所有准备、愿意和能够工作的人，都以给定的基本工资有薪就业。从这个标准看，美国目前就业严重不足，包括那些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或工作比他们想要的少的人。

其次，就业保障作为劳动力市场的缓冲器，会随着商业周期自动扩展和收缩。美国的1978年《汉弗莱－霍金斯法案》（Humphrey-Hawkins Act）从未实施，该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建立“公共就业储备”，以平衡私人支出的波动。

这些储备会随着私营经济的枯荣而消耗和补充，从而产生比失业保险更强大的自动稳定作用。巴德学院的切尔涅娃（Pavlina R. Tcherneva）说，就业保障“持续稳定经济增长和物价，就业人才库为此目的服务，而不是作为失业储备军”。其中并不涉及商业周期的“管理”及其众所周知的政治风险。

第二个积极的想法是经济学家马施（Vladimir Masch）的有偿自由贸易计划。进入新千禧年以来，美国已经损失了数百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主要原因是生产外包给了更便宜的亚洲劳动力市场。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的结构性经常账户赤字平均约占GDP的5%。

拜登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重建美国的制造能力。虽然冠病疫情让所有去工业化国家都接受了一个传统观点，即它们应该为国内制造商保留“必要的”采购，而拜登的“美国制造”措施与前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方针相呼应。但拜登通过对国内生产商提供税收补贴、贸易协议和国际协定，而不是关税和侮辱贸易伙伴，来重新平衡美国贸易的计划是含糊其辞，缺乏说服力的。

在一个充满了次优选择的世界里，马施计划为拜登提供了获得他想要的平衡贸易的最快捷、最优雅的方式。基本原理很简单：任何有能力这样做的政府，都应该单方面对其总贸易逆差设定上限，并相应地限制允许从每个贸易伙伴进口的商品的价值。

例如，目前美国贸易逆差中有大约3000亿美元来自中国，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一半，可限定中国每年对美国出口不高于2000亿美元。如果中国出口更多，它要么支付相当于超过其配额的罚款，要么面临过度出口的禁令。

马施认为，有偿自由贸易“将刺激离岸企业和工作岗位重返美国”。它还会自动防止贸易战，因为“顺差国家试图降低从美国进口商品的价值，都会自动降低其获准出口商品的价值”。

寻求刺激经济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比过去的凯恩斯主义者更加注意避免通胀，并确保国内创造的就业机会，不会被国外的生产能力流失所抵消。拜登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吸取这些教训。如果它是明智的，它将避免紧缩政策和不受约束的贸易，转而支持充分就业和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制造能力。

作者Robert Skidelsky是英国上议院议员，

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

英文原题：The Gaps in Bide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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