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席

好些年前，中国人才的引入让部分国人深感焦虑，近年来换成印度人才，连带新加坡——印度自由贸易协定（CECA）也成舆论箭靶，还成了去年全国大选课题之一。

政府派两个部长发表声明，捍卫包括CECA在内的自由贸易协定政策，强调CECA没规定新加坡须对印度的专业人士、经理和执行人员无条件敞开大门；外国企业内部调派的员工，也不能自由进入我国工作。

官方强调，在本地持工作准证的印度籍人士，与前进党穷追猛打的CECA没有关系。我国大力发展数码经济，本地科技人才不够用，中国人才选择在国内发展，印度人往外流动，才会出现更多印度人到我国工作的情况。

弹丸小国如新加坡仰赖国际市场，CECA助力推动贸易与投资，这没有引起太大争议。CECA是否造成印度人才大量涌入才是争议点。官方花大篇幅说明两者无关联，某种程度上将CECA与外来人才问题切割，以正视听。

但外来人才所引发的疑虑和排外情绪，并没因部长声明而完全消失。官方罕见公布的数据——持有就业准证的印度籍人士，占比从2005年的13%倍增至2020年的26%——佐证了新加坡人的普遍感知：印度籍人才越来越多且集中在IT行业。

人力部长陈诗龙在国会上也透露，来自印度、中国、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英国的就业准证持有者，占全体约三分之二。同是外国人，为何日、马、菲、英外来人才较少引起争议？一个合理解释是，他们的体量远不如印度或中国人才。从小市民的角度看，问题或许在于：外国人有没有“烦”到我？

这种“烦”可能体现在几方面：竞争导致工作被取代或擢升机会减少；单一族群大量出现在某一场所的视觉冲击，加深对外来人才的莫名焦虑；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性不同造成隔阂，也听不懂他们的口音。这些“烦”事若被搬上社交媒体平台，又进一步扩大传播效应。

要减少外来与本土的摩擦，就不得不尽量减少“烦”事。在冲击个人饭碗问题上，政府已推出职业配对服务，以及通过转业或再培训计划帮国人找工作。

企业若大量聘用单一国籍的外籍人士，或住宅区出现单一国籍的外人群居，同样会引起不安。企业方面，须由官方签发准证把关，政府正在探讨的离岸外包做法，或是可行方法之一。官方也须加强监管，确保本地人在职场不受外籍人士排挤。

在住宅方面，组屋种族比例政策确保组屋区不出现单一族群聚居的情况，也说明这个实施逾30年的政策，远不到工人党盼见的废止时候。但私人住宅的买卖不受相关条例限制，房地产出租市场也是。个别地方若长期有大量单一国籍人士聚居引起不快，假以时日是否也需某种政策干预？

从中国人到印度人，外来人才引发争议的老问题始终挥之不去，每次只是以不同形式存在罢了。当下印度人才集中在IT行业引起本地白领不安。当年面对中国人才的引入，有本地家长还因孩子在学校面对中国学生的竞争，而对政府开放门户颇有怨言。未来，印度社群是否也会出现本地与外来之争？

网络科技已全面骇入我们的生活，新加坡要巩固区域科技枢纽地位，大量印度人才在本地工作的常态，估计将长期存在。

外来人才政策让部分国人感不适是不争事实，有必要及时检验、开诚布公讨论，尽早在细节处调整。在个人层面上，适者生存这句老话仍适用，是提升技能、战胜自己，还是自怜自艾、与“受害者情结”纠缠，那是个人选择了。

（作者是中国新闻组副主任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