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中共百年庆典的报道和评论很多，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可以不经意地发现，以中共百年庆典贺电为标志，世界自动分成了两大阵营：中共收到了1300多封贺电函，其中基本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或政党领导人发出的，而整个西方国家保持了刻意的静默。这似乎构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之对峙。

此前这一现象其实已经初露端倪：不久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以加拿大为首的44国对中国在新疆、香港和西藏的行径表示严重关切，这是清一色的西方国家；与此同时，白罗斯代表宣读了一份代表64个国家的联合声明，强调香港、新疆和西藏是中国的内政，这是清一色的发展中国家。华约与北约的角力结束多年后，发展中与西方的对峙箭在弦上，但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加以仔细审视，所谓的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集结在中美两杆大旗下的对立与对峙，并非是所谓两大阵营的黑白分明。西方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在中美关系每况愈下之时的抉择，与其说是立场站队，不如说是在各个具体议题上就本国的现实考量，灵活的选择与权衡的支持：是议题支持，不是立场支持，更不是站队表态。

在香港、西藏与新疆问题上支持中国的，更多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维持主权独立自主，不接受外来干涉”的价值考量下，选择为中国背书来彰显自身态度，这牵涉到发展中国家的国格独立。在香港、西藏与新疆问题上抨击中国的，更多的是西方国家在“维护人权与自由民主价值观，强化近代以来西方意识形态主流的价值内核”的量度内，借以达成对自身理念价值确证之所必须，这关系到西方社会赖以维系的价值观纽带。而在其他议题的支持或抨击，亦是遵循自我界定的利益之需要。

在经合组织近日推行的税务磋商中，130个国家和地区对于全球最低公司税率表示支持，无分南北东西，构成了议题支持的另一案例。全球化所带来的，各国之间互补互惠与融合发展，某种方面已经成为了不可逆的历史进程；真相并非是世界一分为二，而是中美关系每况愈下。

中美关系演变至当下，有各种解释性的框架可作为合理的叙事方式。其中，从统战这个概念，所容纳的分析范式及其背后的演变机理，也可以为中美关系的现状提供简约化的解释：某种程度上，中美关系恶化的由来与现状，可以归结为中美两国均有的“统战思维”；而蕴含于其背后的，是两国各具特色的“政体－政府关系”的演进。

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具体政府，宽泛意义上的统战工作必不可少。通过统战动员足够多的政权追随者，打击相对少的政权破坏者，一方面是唤醒治理受众的忠诚所必需，另一方面也是提取与集中管理资源，诉诸国家目标所必要。

在界定敌我之“统”的部分，朋友必须是社会中的多数，而敌人当为社会中的少数，或者干脆外在于此社会。由此，“少数人”与“帝国主义／修正国家”，是统战工作天然的敌人；“受到压迫的多数人”，是统战工作可信而坦诚的朋友；而各个具体社会由于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与演进轨迹，“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具体生成却并不相同。

在中国，市场化改革造致的边缘既得利益者是天然之友，而某些领域的精英阶层与咄咄逼人的美国，成了天然之敌；在美国，全球化进程带来的边缘既得利益者是天然之友，华尔街与日渐强硬的中国，构成了天然之敌。

依据人数多少，利用不同进程利益分化之差异界定朋友与敌人，在中国造就的是民族主义，在美国则是民粹主义。而作为手段的“统”的部分，中国号召“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动员基于不干涉原则诉求的发展中国家的议题支持，美国则鼓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动员依赖战后自由民主理念与自由经济规则的西方国家的议题支持，并在“民主－威权”与“良治－劣治”上互相攻讦。

潜藏于统战工作背后，是中美两国各自不同的“政体－政府关系”，两种殊分的关系模式，却同时导向了统战思维的产生和应用：前者是区分敌我之统战思维得以生发的必要原因，后者则为塑造敌我的统战思维，提供了可能空间与应用条件。

政体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关系到一个国家之所以为国家的统一性与权威性所在，而政府是一个国家实施具体政策的治理主体，关系到一个国家治理状况的好坏。中美两国，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进程、文化脉络与社会演进，形成了不同的政体－政府关系，并各自导向具体内涵不同的“统战思维”。

中国的问题在于，由于现实原因，当前本国政府与政体已深度绑定：政府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联动着整个政体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关系到整个统一性与权威性之国家的生死存亡。政府之责任过大了，对政府之要求过高了，因而政府决不能犯大错误，犯错的当是“敌人”，从而统战思维得以生发。“多数人”诉求的民族主义，便有了现实转换的可能。

美国的问题在于，由于历史原因，当前其政府与政体的绑定过浅、过少：政府的合法性赋予与整个政体的合法性信仰相对分离，政府之施政由当届政府独自承担，但同时，政府也没有为政体担起足够的责任，保留了政府对国家之统一性、权威性发动冲击的可能。

当华府决心以牺牲政体层面之统一与稳定为代价，从自身执政需要出发进行“敌我区分”，则多数人“朋友”的选票支持足以压过“少数人”的政治影响与权利诉求，支撑起政府的存续，从而统战思维也可以在此得以导出。“多数人”诉求的民粹主义，也就有了变现的可能。

那么出路何在？在国际层面，要是明确统战的结果，产生的不是死心塌地的追随者，而是具体议题的具体支持与否，那么统战思维的有效性当加以审视；在国内层面，要是两国能调整各自的“政体－政府关系”，当中国的政府可以犯错，而美国的政府必须对统一担负社会负责，那么统战思维的必要性，也当加以审视。摆脱统战思维，出路虽在，然任重道远。

作者是四川大学政治系硕士研究生

中国的问题在于，由于合理的现实原因，当前本国政府与政体已深度绑定：政府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联动着整个政体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关系到整个统一性与权威性之国家的生死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