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台湾《联合报》

联合报社论

中国大陆有段顺口溜：“没钱人养猪，有钱人养狗；没钱人在家吃野菜，有钱人酒店吃野菜；没钱人在街上骑脚踏车，有钱人在家里骑脚踏车；没钱人装有钱，有钱人装没钱。”这些对仗，在台湾还得加两句：没钱人在家等本土疫苗，有钱人出境打国际疫苗。

这场新冠疫情，恶化了台湾的阶级矛盾，富人和穷人的选择迥然不同。对照最近发表的综所税高低差距，最高的5%族群平均所得507万元，最低5%平均所得仅3.9万，真是天堂与地狱之别。

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广受全球赞誉，主要是健保制度对基本医疗需求具有“阶级中立性”，对关系到基本健康及诊疗需求，几乎全都涵盖。任何投保的民众不分贫富，只要缴交少许挂号费，即不必担心疾病拖垮全家。谁知，这张全民防护网，却在新冠疫情侵袭下破功。

新冠肺炎危及民众健康，因此接种疫苗是重要的保护手段。政府虽宣布注射疫苗免费，但因疫苗数量严重不足，迄今到货的疫苗仅六百多万剂，远不足以供政府公布的前九类人施打。再加上边境管制疏漏、筛检过度草率、药物仪器不足，让争打疫苗成为全民的集体焦虑，从而衍生出“出境施打”的怪象。

台湾六十五岁以下的人口近两千万人，其中正当经济主力的青壮族群将近千万；他们如果规规矩矩地按顺序排队，大概要等到地老天荒，才有疫苗可打。就算等到了，也可能只剩未做三期试验而不被国际承认的自产疫苗可打。也因此，出境打疫苗的“疫苗旅游”，成为富人的当红选项。对富有阶级而言，二、三十万元的旅费并不贵，只要有钱，就能早一步到美国、关岛或大陆等地施打疫苗。如此，打疫苗就出现了“阶级破口”：没钱在家等自产，有钱人出境打合格的国际疫苗。

各国都观察到，新冠疫情对中下阶层的冲击，远较对上层富裕阶级为大，台湾当然也不例外。三级警戒下，受冲击最大的就是餐饮、摊商等面对面的服务业。这类从业人员，大多不属富有的上层阶级；他们居住的环境可能比较拥挤、多半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常与不特定群众接触，染疫风险当然比政府官员、企业经理人或电子新贵为高。现在，他们只能眼巴巴看着有钱人出境做“疫苗旅游”。尤其，疫情期间百业受创，唯独股市继续飙涨，有钱有闲、有内线的权贵持续获利大发。如此点点滴滴积累的阶级相对剥夺感，非常强烈。

如果疫苗是新冠肺炎的救赎，我们的全民健保制度原可弥补这种阶级不公。但偏偏蔡总统、前副总统陈建仁把“扶植本土疫苗”当成使命，当成比人民生命还重要的信仰，硬要将一千万剂美国不苟同的免疫桥接疫苗打在人民身上。就是这样的“伟大”政策，让台湾健保的“阶级中立性”土崩瓦解。

民众喜欢施打外国疫苗，而不愿打自产疫苗，并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因为相信科学。但蔡政府的疫苗审查部门放弃专业，胡乱自创先进国家不认同的“免疫桥接”。抗体只能减少或阻断病毒感染，但总会有病毒突破防线侵入细胞；这些被侵犯的细胞能否被清除，才是疫苗效度的关键。自产的棘蛋白疫苗能否做好上述清除工作，光靠抗体的数据并无法呈现。这些道理并不难理解，但卫福部却无法释疑，这才是自产疫苗不被信赖的主因。

辜负了弱势群体的不是我们的健保制度，而是蔡英文、陈建仁与陈时中自私而愚昧的防疫政策。“苛政猛于病毒”，正是弱势阶级的深沉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