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奥尼尔

在2021年已过半之际，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我们正在回到疫情前的常态，至少在没有受到冠状病毒的危险新变种影响的国家是如此。世界许多地区的高频经济指标正在走强，对大规模失业的担忧正在让位给对通胀的担忧，而七国集团刚刚举行了一次面对面峰会。

但是，全球经济存在一个核心问题：由于疫情，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动似乎进一步朝负面方向发展。

我在2001年提出了“金砖四国”（简称BRIC，指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一词后，就密切关注中国的崛起，别人也将我视为看好中国的人士。1990年，我在瑞士银行公司（Swiss Bank Corporation）工作时第一次访问北京，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潜力感到振奋。当我漫步在首都繁华的街头市场时，我惊讶地发现这一切是那么的正常。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支主要力量吗？

上世纪90年代，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部分原因是国际宏观经济学家一直对世界经济日益依赖美国消费感到担忧。自1980年代我成为一名职业经济学家以来，这些担忧就一直在加剧，当时我发现自己处于围绕广场协议（1985年）和卢浮宫协议（1987年）的政策困境的中心。

当时，美国决策者渴望刺激其他发达国家（即德国和日本）的内需。在中国成功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把它看作是每个人都一直在寻找的全球替代引擎。

但是，刺激内需的目标给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一个两难。大部分数据显示，中国消费者支出可能仍不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早年），投资支出和出口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不温不火的消费占GDP的比率，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约为70%，而这可能过高了。就全球经济而言，其结果是，从技术上讲，中国的消费者支出仅为美国消费者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

然而，还有几点值得注意。虽然中国的消费者支出仍然相对较低，但在过去20年，原本为美国的六分之一左右的这一数字已有所上升。此外，这种边际增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大于美国消费的变化。与美国相比，中国消费者的全球影响力有巨大的上升潜力。

因此，中国消费需求继续增长，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虽然中国的消费支出不太可能达到GDP的70%，但对中国和世界来说，增长到50%是一个完全合理和理想的目标。如果中国的GDP（按当前美元计算）到2030年能够赶上美国，消费占GDP比率达50%，就意味着全球的消费者支出增加4万亿美元。

在最近一次审议中，中国领导人表达了在未来15年让家庭收入翻一番的愿望，这意味着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约4.5%。鉴于中国劳动力老龄化，这个目标远比试图保持过去两位数的增长率的目标现实，也与中国经济增长至与美国平起平坐大体一致。但是，如果中国的消费占GDP比率不提高，我怀疑它能否实现其目标。

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在中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将由生产力增长率以及劳动力的规模和构成推动。由于劳动力已经停止增长，额外的经济增长必须来自生产力的提高。

在这里，中国必须解决一个重大矛盾。通常，一个经济体最具生产力的部门是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而制造业是最容易实现额外生产力增长的行业。但中国必须同时提升个人消费的作用，这通常意味着对服务需求的增加。要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是说易行难。

我怀疑中国决策者还没有充分考虑这一困境，以及它会如何影响中国的其他国际挑战。即使在冠病疫情暴发前，中国的经济规模显然已经大到决策者无法忽视其决策的全球影响。从华为等中国科技巨头，到中国学生留学西方大学，这些问题已成为紧张局势的根源。当然，国际社会也关注中国的人权记录，以及它未能在国内控制住疫情，导致冠病升级为一场大流行。

归根结底，中国要想增加国内消费和生产力，就需要世界其他地区的帮忙。中国提高国际地位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软外交，尊重其他国家的偏好和愿望，而不是把它们当作对抗的源头。如果不改变这种态度，中国将无法实现家庭收入在15年内翻一番的目标，而中国人民以及我们其他人的处境将变得更加糟糕。

作者Jim O'Neill是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董事长，英国前财政部长，现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泛欧卫生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

英文原题：The Chinese Economy's Great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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