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H·萨默斯最近为《华盛顿邮报》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美国2021年第一季实现了“7.5%的消费价格指数年增长率”。

我无法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CPI-U网站上找到这个数字，而该网站显示的同比增长率（2020年4月相比2021年4月）为4.2%，主要原因是汽油价格从疫情低谷中大幅反弹49.6%。如果不将食品和能源价格计算在内，过去一年的通胀率就只有3%。

更诡异的是萨默斯预测未来通胀风险的逻辑：“鉴于美国人在疫情期间超过2万亿美元储蓄所催生的需求、美联储的大规模债务采购，加上美联储到2024年基本维持零利率的预测，国会通过的大约3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措施，以及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通胀压力正在不断累积。”

从储蓄导致通胀的臆测开始，这便是个奇怪的逻辑。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观点恰恰相反：过剩的储蓄削弱了需求而引发失业。萨默斯所属的新古典主义学派通常认为，高储蓄是件好事，因为这能维持低利率并带来更多的商业投资。据我所知，以往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认为储蓄本身会导致通胀。

同理，虽然当美联储（主要从银行手里）买入那些不受待见的私人债务时，卖家确实得到了现金并因此免于可能遭受的损失，但这种保护措施与他们的借贷习惯并无直接关联。正如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指出的，银行只会贷款给信用良好的客户。它们既不借出储备金，也无须动用储备金来放贷。

接着是他关于美联储对未来低利率的预测，会起到通胀效应的说法。事实上，美联储的利率预测取决于其通胀预测，而它当前的立场是预计价格压力只是暂时性的，如果实际状况与预测相左的话，就会通过调高利率来应对。如果美联储同意萨默斯对未来通胀的看法，它就会在其通胀预测中提及这一点；利率预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萨默斯随后又把矛头指向已经出台的3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措施，但其中约有2万亿美元暂时储存在私人储蓄中，因此这一点与先前第一个观点是重合的。最后他提到了“股票和房地产价格飙升”，不过他在1990年代末股市大繁荣期间任财政部长时，可没发出过这样的警告。萨默斯当时这样做也是对的：那段繁荣时期并没有引发通胀上升。

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萨默斯可能只是试图重振旧有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概念，也就是工资，以及因此变动的价格，会随失业率的下降而上升。但就算这种模式曾经存在过，它早在50年前也已经消失了，即使是思维最迟钝的经济学家，也已在1990年代中期基本摒弃了菲利普斯曲线。自那以后，几乎所有的美国新就业岗位都是服务业创造的，“趋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对该行业的工资水平的影响极小，对消费价格也毫无影响。

此外，当前的美国劳动力市场甚至连趋紧都算不上。就业人数与总人口的比率，仍然比一年前至少低四个百分点，而且在急剧反弹后似乎正趋于平缓。这意味着，仍有约500万在2019年有工作的人，目前处于失业状态。其原因不得而知：也许雇主还不希望他们复工，或者提供给他们的工作不甚合意。也许他们过一段时间，今年或者更久之后，当储蓄所提供的缓冲差不多要耗尽时，就会重新就业。

那么，又是什么驱动着萨默斯对通胀的恐惧？当一位像他这样拥有崇高声誉的经济学家，提出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时，我们只能怀疑他是不是有别的想法。

无可否认，目前确实存在着某些价格风险。其中比较大的一个是围绕石油、金属、建筑用木材等商品的金融投机。金融业者在经济繁荣初期，通过将这些商品撤出市场来哄抬价格的情况并不少见（中国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正适时狙击铜和其他金属的囤积行为）。

如果美联储采纳通胀鹰派的建议，另一个风险就会凸显出来。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利息也是成本之一，而这一成本的增加，将部分转嫁到消费价格上。有趣的是，萨默斯并未提到这两点，而这两点可以通过严格的金融行业监管来缓解，当然也可以通过不加息来解决。

但是，在萨默斯的文章表面之下，可能潜藏着更深层次的忧虑。其一是那2万亿美元储蓄。通过直接支付和失业保险延期，这笔钱中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了工薪阶层家庭，这是许多这类家庭几十年来所经历的第一大变化。手握一些现金的他们借款意欲较低，也因此减少了对银行的依赖。雇员甚至可能坚持要求雇主支付更高的工资，催生萨默斯所说的“劳动力短缺”（至少是暂时的）。更为普遍的状况是，一旦人们拥有了些许财务上的缓冲，他们就不太会继续忍气吞声。

在萨默斯要求出台一些“美国希望拥有强势美元的明确声明”的呼吁中，可以发现第二个焦虑来源。这是硬通货主义者不为人知的焦虑，这帮缺乏安全感的人担心，他们在全球图腾柱上的崇高地位，可能并不完全稳固。也许他们是对的，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反映了二战结束到1989年冷战结束期间的权力座次。此后，美国的力量被削弱，开启了世界货币体系有朝一日被颠覆的可能性。

这可能不会很快发生。但如果这一刻真正到来的话，它将发端于美国几十年的衰退，发端于世界其他地方追求更佳战略的举措，发端于里根、克林顿和布什时代的自我伤害，发端于1980年代沦为牺牲品的美国工业基础，发端于1990年代开始浮现的全球秩序脆弱性，以及21世纪的过度军事扩张。面对这一切，几份“明确声明”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

作者James K. Galbraith为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B·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政府学教授兼政府／企业关系总监，曾任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改革首席技术顾问（1993-1997），著有《不平等：一些常识》（Inequalit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英文原题：The Deeper Anxieties of the Inflation Haw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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