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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突搜

1995年创刊的《苹果日报》，可说是一家令人又爱又恨的香港报纸，过去26年对香港以致两岸四地的传媒生态影响深远。由于创办人黎智英一直高调参与政治，该报上周迫于政治压力停刊后，有关传媒与政治之间应该保持什么关系的话题，连日来也引起许多人讨论。

香港报业史可以说始于1840年代，当时正值鸦片战争后，一些西方传教士前赴香港，办报弘扬教义，但早期出版的都是英文报章。直到1853年《遐迩贯珍》创刊，才是香港第一份以中文为主的报刊。

《遐迩贯珍》由西方宗教教育团体创办，每月一期，目的是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所以该报刊每期印3000份，除了香港，也发行至上海、广州、福州等通商口岸，直到1856年停刊为止。

到了1874年，香港终于出现了第一家由中国人独立经办的中文报纸，这就是由王韬及黄胜创办的《循环日报》。《循环日报》也是中国报刊历史上第一份“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日报。

《循环日报》与《遐迩贯珍》一样，其创办都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王韬作为创办人，每天都会撰写一篇政治评论文章，内容主要是评议时局，鼓吹洋务，倡言变法自强，在中国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开创“文人论政”先河。林语堂也因此推崇王韬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可以说，《遐迩贯珍》和《循环日报》正好反映了香港初期报业的两大特色。一是根据西方的新闻观，传媒应该是“依据事实报道新闻”，而早年的香港办报人却视媒体为论政喉舌。

二是香港虽然地方狭小，但由于靠近中国大陆，成为许多报章影响中国政治的一个平台。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势力皆希望通过香港媒体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二战后，香港多种报刊相继复刊，继续保留了香港传统报章的办报特色。譬如，战后中国爆发内战，国共两党就在香港营办报刊进行舆论战，左派有《大公报》和《文汇报》，右派则有《香港时报》和《工商日报》。

这个情况直至1997年回归前，都没有太大改变，香港一直是不同政团党派争夺的“舆论前哨阵地”。香港新闻自由长期以来相对宽松，成为150多年来一块特殊的“新闻绿洲”。

1997年回归中国后，香港人的生活模式和以往一样，不同政治理念光谱的传媒也继续百花齐放，形成左中右并存的局面。亲中的有《大公报》和《文汇报》，信奉西方理念的则有《信报》和《明报》等。

黎智英在1995年创办《苹果日报》，以政治挂帅，其实也是延续了香港报业的传统特色。唯一不同的是，该报对政治的介入程度更高，包括旗帜鲜明的反共，经常直接公开号召港人上街，参加反对北京及港府的抗争活动等等。

我和《苹果日报》直接的接触不多，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2006年新加坡首份免费报纸《我报》创刊前，我陪同总部同事到《苹果日报》访问和交流。

当时《苹果日报》社长是知名文人董桥。对于远道而来的新加坡同行，董桥和《苹果日报》管理层非常热情，特地请我们留下吃饭。大家在饭桌上觥筹交错之际，自然也谈到了《苹果日报》的前景。

当年香港特首刚好是曾荫权，他的民意支持率一度高达七成。《苹果日报》不讳言，这段日子是反政府的低潮，报纸销量跌了不少。一位《苹果日报》高层说：“但我们仍会和中共斗争，看谁更长命。”

《苹果日报》高层如此乐观，因为回归后北京当局基于“一国两制”的缘故，保留了英国留下来的新闻自由传统，继续让香港媒体可以自由地批评中国政府。《苹果日报》虽然长年不为中共所喜，也成功逃避了当局扼杀。

然而黎智英和《苹果日报》管理层忽略了一点，北京可以容忍香港媒体反共，但前提是要尊重一国两制，不能脱离北京的管治。这也注定了港独势力在2014年“占中”壮大以后，《苹果日报》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特别是2019年反修例运动过后，当北京在香港的权力受到直接威胁时，《苹果日报》便成为北京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钉。

如今北京透过《香港国安法》整顿壹传媒集团，迫使《苹果日报》报社熄灯关门，自然是意料中事。《苹果日报》的停运，也意味着香港报业近200年来成功塑造的“舆论自由平台”特色，从此不再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