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杰

当下，中美关系似乎难以走出低迷状态。尽管双方均具有将中美关系从“特朗普遗产”中拉回到稳定、可预期关系之愿望，但短期拨乱反正，可谓任重道远。而对于作为中美关系负债之“特朗普遗产”加以分析，将有助益于两国关系之调适与转圜。

所谓“特朗普遗产”，诉诸于中美关系，则是一种脱钩思维：在零和游戏中，中美脱钩可欲；在逆全球化下，中美脱钩可能；在美式霸权下，中美脱钩可控。脱钩思维主宰着特朗普政府后期的对华思维，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美关系的当今的对抗性局面。

在这三要素中，关键因素在于，美方认为中美脱钩是“可欲的”：意愿总是行为之先导，意愿也时常塑造着我们对于环境的理解：因为中美脱钩可欲，以此意愿为主导，理解也便趋于僵化：逆全球化被视作历史洪流，美国的霸权被视为坚不可摧。

我们的理解，总是达致对我们意愿的确证，由此以便更容易地导出本就所欲之行为。“可欲”的意愿，连同为之确证之“可能、可控”的理解，形塑了中美之间脱钩思维的产生。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脱钩可欲”之意愿？对有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利益交汇之两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一刀切式的脱钩，很难被认为是产生于深思熟虑之后。原因在于两点，一则在于，华盛顿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之视角与面向，囿于华府既有之固有理解框架之下；二是在于，内涵于此视角与面向之后，华府对于自身所面临问题的诊断理路。

首先在于，华府看待中国崛起的视角与面向。一方对另一方的认知，总是不可避免地经由“价值化透镜”，被其既成预设之“意识形态框架”进行过滤与切割，进而实现“想象的事实”之呈现，由此达致对于对方的认知。

美国决策者的“价值化透镜”，或者“意识形态框架”，即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大范式：前者体现在对权力格局之理解上，信奉冷血的零和权力游戏，执着于对权力之“相对份额”的追求。后者见之于对一特定社会主流价值观之评价上，信奉自由民主理念的普世意义与优越价值。

长久以来，华府以现实主义之视角审视自身在全球权力格局中之地位与角色，而以理想主义之视角诠释自身在价值理念与意识形态范式上之优越与文明；同时，以现实主义面向中国之权力份额的增长，以理想主义面向中国之特有模式的崛起。如此，则会发现，随着中国权力的日益增长，导致的是美国权力份额的相对减少，由此对美国的权力地位发起了挑战；中国“前现代”的价值观主导的发展模式，亦令人厌恶地对美式自由民主价值观发起了挑战。

由此，在对中国作了“挑战者”的预设后，两国之间广泛而深远的利益联结，理所当然被华府视为应对中国所带来之麻烦与挑战的“包袱”，从而应当尽快扔掉为宜：“脱钩”论，于是呼之欲出。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内涵于这种视角与面向之后，华府对于自身所面临问题之诊断理路：通过内部问题的“外部化”，达致对于国内问题的“国外解决”。中美两国都有着各自的社会问题，而美国在特朗普时代所面临的社会分裂问题更是急如星火，并见之于两次大选时，美国“选举地图式”的分裂，由此“社会整合”之诉求便为华府所亟需。

反华共识，作为朝野两党屈指可数之一致议题，作为激起民粹转移焦点之不二法门，便是美国当下国内问题之国外解决的一场及时雨。一个“可恶、可惧、可憎”的中国，理所当然能造就一个“文明、团结、强大”的美国，这便是华府对自身面临之问题的“外部化”解决之诊断理路。

中美关系何以转圜，从特朗普遗产的掣肘下脱身而出？作为塑造与主导着中美关系基调的华府来说，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调整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之视角与面向，二是调整目前仍占主导的国内问题之国外解决的诊断理路。对于前者，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大范式之应用是可易位的；对于后者，内部问题“外部化”之思路在根本上便是错误的，理应调整与放弃。

第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作为达致对问题之理解的“价值化透镜”与“意识形态框架”，在本质上说，其应用与面向是可以易位的。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换一个位置，不失为一条解决当下困境之路径：用现实主义来看待与审视中国的价值，则“存在皆为合理”，中国社会之主导价值，自有其自身连续发展之历史，与逻辑自洽之内容；用理想主义来诠释与注解中国权力之增长，或许也能找到一个能“共容两国诉求”的秩序层面之共识，这或许需要时间与耐心，但是值得为之努力。

伴随着这种视角与面向的易位，两国之间广泛而深远的利益联系，将不再是包袱，而是中美关系发展的财富。而随着这种转换而来的，也必然是对于全球化趋势之更坚定的理解，以及对美国霸权之更理性客观的认知。由此，达致对于中美关系当下困境的解决之道。

第二，内部问题之“外部化”解决，在本质上便是错误之诊断理路，理应调整与放弃。作为一个存在于当下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之大国，自然而然地置身于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两大环境，遭逢着自身社会矛盾与国际环境调整两大问题，并面向内政与外交两大政治领域。

从根本上说，国内社会状况是一国生存与发展之关键所系，其内部矛盾亦取决于内政领域之解决之道；而外交作为内政之延续，其所欲争取之有利国际环境，亦是对其在内政领域解决内部问题起辅助与协佐之作用。内部问题的“外部化”，与之伴随的并不是内部问题之根本解决，而是关注之视角与舆论之声量的外部转移，有待解决之内部问题仍然潜藏于其中，并非治本之策。

最坏之结局在于，当“外部化”最终导致的外患之愈演愈烈，潜藏于国内的社会问题之内忧一并爆发，则足以将任何一个大国推向不利之境地。

历史，可以资为最好的镜子。崇祯十一年，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为张网剿寇，秘洽皇太极议和，后者答复：“如有确议，则撤兵东归”。东林党人弹劾杨，对曰：“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和戎失利，且疲于内忧，此后明廷局面急转直下。至崇祯十七年秋，明亡。

衷心希望中美两国，早日摆脱特朗普遗产之负债，开出一条稳定、可预期的建设性坦途。

作者是四川大学政治系硕士研究生

作为塑造与主导着中美关系基调的华府来说，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调整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之视角与面向，二是调整目前仍占主导的国内问题之国外解决的诊断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