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作者：田飞龙

《苹果日报》没能熬到7月1日的百年党庆，在6月25日正式倒掉（6月24日出版最后一期）。苹果日报的终点时刻，引发香港内外较大的舆情甚至“同情”。外国势力“闭着眼睛”“哀悼”苹果，不顾任何的法律事实和正当程序。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国安法》惹的祸，是国安法断送了苹果日报，针对了所谓的港式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造成了香港民主环境中的“寒蝉效应”，并对国安法的规范品质提出质疑，认为罪状“界限模糊”，威权色彩严重。

这些依託西方“普适价值”和法治形式标准的批评话语，粗浅看来颇具煽动力与迷惑性，如果放在2019年“修例风波”的氛围中，说不定可以再次煽动一场极大规模的“苹果风波”。然而，有了国安法，“苹果风波”是肯定无法到来的。

任何有着基本良知、历史记忆和法理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国安法是保护“一国两制”及其所承诺之一切权利与自由的法律，其中自然也包括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保护。国安法在“一国两制”范畴真正找回了“国家”，使得国家权力在香港日常管治中有了制度立足点。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6月25日就苹果日报事件所涉外媒和外国势力的歪曲评价发表声明，指出国安法下的警方执法和司法程序完全符合香港法治标准，打击的是涉事机构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不是针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也不存在脱离具体法律秩序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发言人呼吁关注具体事实和法理，并列举出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居民权利自由获得更有力保护、媒体机构进驻香港增多等基本事实，严正反击外媒和外国势力的歪曲。

类似的官方声明以及事实与法理的说明，国安法实施以来已经有过很多次，中国每次都尽了充分的说明和解释责任，可是对方往往充耳不闻，所谓你“永远无法叫醒装睡的人”。当黎智英和“苹果系”被西方势力稳定地识别为“自己人”之后，每一次具体的执法行动和司法审判，似乎都会演变为干枯无趣的“普适价值”的话语斗争甚至各说各话。我们每每检讨自己的宣传和话语为何努力地按照法治和民主的规范格式传递，仍然得不到西方的理解，改变不了话语权的劣势。

事实上，西方根本不在乎事实和你的解释诚意，只在乎凭藉所谓霸权优势对你的扭曲和施压。他们要的不是是非，不是公理，而是关于操弄是非和公理的霸权快感。他们要的是一切事务的“泛政治化”以及借助一切事务对中国的“污名化”，他们知道自己践踏了基本事实和法理，但他们最在乎的是一切践踏之后仍然有大量国家和人群为其喝彩，而一次次验证其霸权的“夕阳”成色。

苹果日报事件引发的舆论斗争和法律斗争，切入了中美新冷战的核心地带，暴露了西方人权与民主话语的“霸权”底色，以及在西方实力不断下降背景下维护霸权的分寸之乱和理由之短。从长期趋势看，西方话语权红利必然伴随总体霸权下降而削弱，中国持续崛起、新冠疫情防控能力反差、特朗普/拜登主义的逻辑矛盾与实践错位，以及广大第三方国家力量的立场中立化与缓慢偏向中国，这些因素都在解构西方霸权，并进一步加剧其逻辑错乱和行为失序。

但这个世界仍在霸权的无奈变乱之中，由事实到价值，由话语到话语权，由民族性到普遍性，由发展权利到平等尊严，由东方化陷阱到世界舞台中央，忍辱负重、知行合一、集体奋斗、坚定突破是必由之路。我们仍有责任和必要性，继续向中国人与世界解释清楚国安法何为，“苹果系”何以倒掉，以及香港未来的自由将会怎样。

我们要回到基本事实与制度变迁过程来谈论问题：

其一，“苹果系”的30余年历史，是从本土小报发展为外国势力“第一代理人”的历史，其报业“暴发史”是香港政治史的一个绝佳缩影，完整追溯可见其“危害国家安全”的长期威胁性和具体行为轨迹；

其二，香港回归以来“23条立法”长期悬空，“苹果系”在《基本法》提供的自由空间包括灰色地带，从事“反基本法”的激进煽动和“颜色革命”的策划动员，一直未有受到法律的有力惩治；

其三，“苹果系”成功的关键，不是新闻自由的合法享有及新闻专业主义，而是过度政治化操纵，以及外部势力的过度拔高和援助，其实质是以新闻机构为名的颠覆性“政治机构”；

其四，在2014年非法占中和2019年修例风波中，“苹果系”内外勾结，煽动违法和暴力，大量制造“假新闻”，请求外国势力制裁香港和中国，是反中乱港的急先锋，不仅严重破坏香港法治及每一个人的人身安全与自由权利，而且毒害了香港民主文化和民主运动的守法伦理，贻害极深；

其五，2020年国安法制定，既往滥用新闻自由的灰色地带在法律上得以清晰化，“苹果系”无视新法，继续从事反中乱港活动，终于触犯法网，面临刑事追责。

“苹果系”的倒掉是长期危害国家安全、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以及直接触犯国安法规范的结果，是任何理解和接受现代法治常识的人都可以认同的结果。偏偏美国人不同意了，欧洲人不同意了，这在形式上是双重标准，在实质上是对欧美自身法治与民主规范价值的自我羞辱。本来，现代西方霸权的成分中有强制，也有美德，是现代同时期各文明相互竞争的结果，但今天的西方霸权体系中美德日减，强制日增，典型如美国逐步由“自由帝国主义”败坏为“制裁帝国主义”。

在香港问题上，在新疆问题上，在中国经贸与高科技发展问题上，西方霸权的“美德残余”几近为零。表象上，西方的话语滥用和制裁大棒乱舞，仍有一定蛊惑力和破坏力，但实质上这是西方文明的内在危机和衰落之象，是其不能知行合一、紧守分寸与美德的体现。

想想2019年修例风波中，苹果日报煽动“本土揽炒主义”，强制各商铺支持“时代革命”，对青年的黑暴行为鼓吹纵容，勾结外部势力推动“港版颜色革命”，更是进一步利用修例风波造成的社会撕裂与仇视国家的负面情绪推高官民对立，引导后续的“选举夺权”，将香港民主运动推入激进深渊，误尽苍生，其罪恶纍纍，罄竹难书。那时的黑暴运动及“苹果系”的“新闻自由”，是美国政客所谓的“美丽的风景线”，但其造成的香港的“寒蝉效应”及对不同意见人士的言论自由的损害，他们完全是无视的。

彼时，香港“23条立法”缺失，本地治安法律规范制裁力不足，法院无法提供止暴制乱的有力裁判，甚至出现个别法官赞扬黑暴分子的错误司法取向。然而，西方政客盛赞和鼓动这样的“黑暴自由”，殊不知或刻意不见这样的自由根本不是合乎道德的自由，而不过是美国自己都深受其害并深恶痛绝的“恐怖”行为而已。国安法惩治的仅仅是这样的“黑暴自由”，正当而有力。

国安法行其正道，“苹果系”罪有应得，司法正义与法治正在香港快速得到重建。摆脱了“黑暴之乱”，香港的一切权利和自由，才能得到法律的规范保障和有效行使。西方政客，与其哀悼苹果的倒掉，不如检讨内心的邪恶和西方文明的内在溃烂，寻求东西方文明合作与更新之道。否则当西方霸权因过度透支和美德归零而最终也倒掉，其自身的历史命运和终局就很不妙了。

苹果的终点，是香港法治的国安缺陷与“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欠缺得到有效弥补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更是港式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崭新起点。风雨过后见彩虹，香港不同群体的言论自由从此可以不受煽动及免于恐惧地表达，不同新闻机构可以在法律保障范围内报道事实并监督政府，人们可以就制度和政策议题展开理性商谈和民主参与，并得到特区政府和中央的及时回应。这样的港式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与民主正是国安法所要追求和保护的，也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规范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