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6日，为期一周的新加坡“早报文学节”首度登场。怀着喜悦的心情，我投文《培养更多华文读者》给《联合早报》，结果文章刊发在那年5月11日的《联合早报》言论版。本来应该是在2020年登场的第二届“早报文学节”，因为面对来势汹汹的冠病疫情而被迫取消。

新加坡当时为了防疫阻毒，从2020年4月7日起全面实施冠状病毒阻断措施，一直到该年的6月1日才进入分段性的松绑阶段。今次“早报文学节”在开幕礼上，推出早报副刊文艺城精选诗文集《文字现象2020》，主编余云在其撰写的序文中写道：“当疫情的乌云，抗疫的气氛，无所不在笼罩了人心、社会、时代、世界，笼罩了文学的天与地，所有优秀创作皆有了‘精神疫苗’的意义。”

疫情为人类生存的空间制造了障碍，但隔不断的是人类寻求思想交流的原动力。尽管疫情挥之不去，当岛国尚处于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之际，“早报文学节2021”还是于5月29日在线上正式开幕了。发布了《文字现象2020》之后的第一场文学节活动是“文学圆桌”，由余云、柯思仁和郭庆亮座谈：以现代思维重构民族寓言——关于《三祭：反神话剧三种》。

这里的“三祭”指的是三部中国话剧，它们是分别创作于1985年的《山祭》、1988年的《月祭》与1990年的《火祭》。在回看座谈视频时，我一度又重新回到那令人难忘的1980年代的中国。

“三祭”是余云同她当年在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读书时的同班同学贺子壮、吴保和以及李容合作创作的话剧剧本。年轻时的我在上海，当年《山祭》公演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界和文化界，引发反响。当时，不仅在专业的文学及戏剧报刊上出现有关的评论文章，即便是在大众传媒的报刊上，也刊发了有关座谈及讨论的文字报道。

其实，这很正常，它与80年代遍布全中国的思想解放的大环境，在精神上十分契合。余云和她的另外20位戏文系同学，是中国高校在文化大革命后恢复招生入学的第一批大学生，除了其中的三位同学以外，全班18人于1982年毕业。

我是一名于1983年进入大学读书的上海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同于余云，我报读录取的是一所理工科大学。1976年，毛泽东逝世，被视为“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在1978年《科学的春天》重新降临中国大地之后，年轻的学子纷纷以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为己任、为荣光，他们崇尚的不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陈旧观念。

1978年开年的《人民文学》第一期发表了中国当代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把一个默默无闻、与世无争的数学家陈景润的形象，用感人的文字展现在全中国百姓的面前。他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也让众多在籍的学生在幼小的心田里，栽下了为国家再登科技高峰决心的种子。

中国的80年代大幕由此掀开，首先传来的是一台台令人振奋的莺歌燕舞。《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等通俗易懂的歌曲流行，唱出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心声。人民被极左思潮压抑了很久的冲劲和干劲，一下子如汩汩的泉水奔涌而出，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努力争取在20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

在人民群众倾注无限热诚投入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有人没有忘记彻底反思文革给中国带来的巨大伤害。在1919年五四运动同赛先生（科学）一起请到中国来的德先生（民主），再次被人庄严地提了出来；争取民主的口号，在1978年的北京西单民主墙魏京生贴出的大字报中，被列举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

也就是在那样一个年代，作为被人视为天之骄子的80年代大学生一员的我，认识了在所谓的揭露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精神创伤的“伤痕文学”后崛起的“朦胧诗”。与许多同龄人一样，顾城的《一代人》（1979年）、北岛的《回答》（1976年）成为我们铭记于心的诗章和宣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比起80年代的开始，它的结束要仓促得多，也令人痛心疾首。辉煌的80年代在惊慌和彷徨中戛然而止，余云和她的老同学一起写完的《火祭》连上演的机会也没有。1992年，余云离开了家乡上海南来。巧合的是，我也于1993年离开了家乡上海，来到陌生的新加坡。

如今，28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青年时代的记忆却恍如昨日，让人难以彻底忘怀。当从方寸屏幕上聆听余云在线上叙述往事的时候，我又不禁找出2007年12月13日《联合早报》刊登的她的一篇专栏文章《看一眼北岛》。这篇文章是这样结尾的：“岁月在诗人脸上划下的年轮，这些年从照片上预习过了，所以当北岛现身于2007年12月的新加坡，当他踏上台去朗诵诗歌，形象的沧桑并不让人意外。北岛还是非常‘诗人’。会后，我像很多读者一样排队等他签名，只为告诉他一句话：‘28年前我见过30岁的你。’”

时光考验诗文，时间更考验人。人类是善忘的，尤其是由小康变成富足的当儿。中年以后人在异乡的北岛，在他的散文《波兰来客》中，隐藏着一首追悼青春梦想的诗歌经常被人引用：“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梦想，一个时代落幕了，另一个时代又重新开启。而在这看似无限的往复中，在每个年代中或匆忙或悠闲地走过的人类，都需要一种精神疫苗，去抵制自我精神的疲惫与麻痹，甚至于堕落。

前几年，有人出版了一本名叫《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的书，在该书的介绍文字里有这样一段话：“魂在80年代，头脑在90年代，身体在新世纪。这是中国人的三段论。80年代回不去了，正因为回不去才越发地想家。灵魂，故乡，一代人的爱与怕，都纠结在一个绕不开的时空节点上。”2019冠状病毒犹在肆虐人间，回看2021年早报文学节开幕节目，竟然写成这样一篇感触文字，也算是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吧。

作者是退休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