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文

随着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开始感觉自己已度过冠状病毒危机，两个惊人的现实正摆在我们的眼前。首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很容易受到我们在印度所目睹的那种迅速升级的疫情的影响；未能公平和战略性地分配最有效疫苗的后果正在暴露出来。

其次，随着更危险和更具传染性的变异毒株不断出现，我们不能拖延建立新的国际大流行防范和应对体系的工作，而是必须立即启动这个项目。幸运的是，由新西兰前总理克拉克（Helen Clark）和利比里亚前总统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担任主席的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Independent Panel for Pandemic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简称IPPR），刚刚公布了一份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蓝图。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是否不仅准备聆听，还是准备采取行动，其答案将决定我们能否防止未来的大流行，再次演变为全球灾难性疫情。我从自己国家的政府在应对2009年猪流感（H1N1）疫情的经验中了解到，关键是要在应对危机时采取及时、影响深远和协调一致的行动。多亏IPPR长达八个月的辛勤工作，决策者现在有了一套全面的建议，可以改变我们管理大流行风险的方式。

小组提案的主要内容是，呼吁通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设立新的全球健康威胁理事会，将防范和应对大流行的工作提升到最高的政治领导层。该小组还提议为大流行防范和应对设立国际融资机制，以协助分担今后全球健康危机所造成的重负。无论通过直接捐款或某种形式的分摊会费，上述机制都将为中低收入国家正在推行的防范和快速应对措施提供资金。

IPPR提供了各国政府所需，并在此次疫情暴发的情况下，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所要求的那种明确、冷静和可行的指导方针。

四年前，由我担任主席的多边主义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Multilateralism，简称ICM），曾试图在其发布的《全球大流行和全球公共卫生》报告中，警示大流行日益增加的威胁。值此跨境卫生危机越来越频繁，并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之际，我们对全球医疗结构的糟糕状况感到震惊。这些风险后来以冠状病毒疫情的形式成为现实。

除发出明确警告外，委员会的报告还提出了一系列大胆的建议，以加强多边体系，应对潜在的全球卫生危机。它关于更明确的核查规则和预警机制的建议，现已在IPPR的建议中得到响应，同样得到响应的还有其建立一个更有权力的独立世卫组织秘书处的呼吁。我们仍在等待所有这些方面取得进展。

我们不能允许IPPR的报告同样被人充耳不闻。但这似乎恰恰是正在发生的事。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刚刚投票决定，要花六个月时间研究小组的报告，然后才考虑采取任何行动。这样的拖延简直是不可接受的。

冠病危机证实了IPPR报告中强调的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许多为应对全球大流行而建立的国家和全球机构并不符合要求，或者并没有被很好地调动起来。从2019年底到2020年初现行的国际卫生条例失效的那一刻起，冠病疫情就演变为一场全球灾难。从那时起，我们的国家和全球经济反应过于缓慢、半心半意和不协调，这是2008年后形成的二十国集团框架本应防止的失败。

当前的这场危机在好转之前仍可能变得更糟。我们已经目睹了全球供应链的崩溃，这将带来可怕的经济、政治和公共卫生后果。我们现在必须回到正轨，这样不仅可以抗击此次疫情，也可以抗击未来的大流行。

IPPR的报告出炉得正是时候。6月11日至13日在康沃尔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是一个在最高政治层的支持下集中我们的努力的机会。冠病疫情让我们所有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ICM的2017年报告预测，有一天我们会陷入这样的状况，并确定了须要实施的解决方案。让我们利用IPPR的调查结果来实施有意义的改革，并展现出真正的领导力，这样，这次让我们措手不及的疫情，才能成为最后一次。

作者Kevin Rudd是澳大利亚前总理，现任亚洲协会会长和国际和平研究所主席。本文写于七国集团峰会召开之前。

英文原题：The Virus Nex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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