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专栏

美中博弈加剧已成定局，而亚洲将是两强角力和对抗的主战场。新加坡和本区域其他国家很难避免受到溢出效应的冲击。毫无疑问，我国的外交已进入建国以来最具挑战性的时期。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96年出版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从文明和文化的观点，剖析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发展趋势，以及西方应有的对策。

在那个时候，亨廷顿就已在“推演”中国崛起将带来的世局变化，尤其是对美国的影响。

中国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国。他说：“引发文明间全球战争的一个更为危险的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均势的变化。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

中国很快在隔年出版中译本，亨廷顿在中文版序言中有一段这么说：“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

“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那该怎办？亨廷顿认为应该对话。

但美中两国真的已走上了紧张和对抗的道路。美国后来也改变了对中国实行多年的接触（engagement）政策，最终把中国定性为最大的战略对手。从奥巴马时期起，就已实行了战略东移。2008年，亨廷顿逝世，但他书中所阐发的战略思维，似乎持续在华盛顿发挥影响。特朗普上台，行政作风怪诞，不按牌理出牌，但对中国仍然保持“战略竞争”。拜登上台，对华战略就更清晰了。

与特朗普刚愎自用不同的是，拜登是个外交老手，是奥巴马时代的副总统，现在身边也聚集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战略谋士，施展外交手法，显得老练纯熟，也更有章法。最近的欧洲之行，以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也相当清晰地展现了白宫对华的新策略。对中国而言，接下来的四年，肯定比特朗普四年更不好过。

拜登在外交上有几位得力助手，包括：一、国务卿布林肯，曾任奥巴马时期的国家安全副顾问及副国务卿；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奥巴马时期曾任职政策规划办公室；三、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媒体称之为印太沙皇，奥巴马时期曾任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奥巴马政府负责中国事务的核心成员之一。

三人都有实战经验，有人说他们是“亚洲通”，非特朗普时期的国务卿蓬佩奧之流所能企及。他们的战略思维接下来四年是否将主导白宫的对华策略，值得密切关注。从拜登最近在欧洲上演的连场大戏来看，他们的一些主张其实已付诸实行，比如加紧和盟友形成联合阵线，出台与“一带一路”分庭抗礼的计划等。

这些建议和主张，都包含在沙利文和坎贝尔于2019年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的专论《没有灾难的竞争》中。他们批判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并倡导以竞争为主导，合作为辅的对华战略。他们否定了围堵政策，认为冷战思维已不符合当今之世。他们倡议所谓“清醒的共存”（clear-eyed coexistence），即共存必须建基于对美国有利的条件，这包括军事、经济、政治和全球治理四个方面。

他们认为竞争并不会压缩与中国合作的空间。为应付中国的挑战，他们也疾呼须重新与盟友合作，形成联合阵线。总的来说，最佳做法是以竞争为主导，继之以合作倡议，但绝不能以美国在利益上让步，来争取中国协助应对各种全球挑战。

这种与中国竞争共存的理念可说是比较务实和理性的，对照当年亨廷顿的观点，似乎有一定的连续性。但是，华盛顿近期所刮起的反华风，却又让人感觉到新冷战的思维正在躁动，有学者甚至联想到当年的麦卡锡主义。美国国内政治充满了张力，共和民主两党虽然制造了共同的敌人（中国），但在其他许多方面的矛盾对立还是难以调和。因此，拜登的对华政策也始终存在不确定性。

曾参与问鼎白宫竞选的老牌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发出了危险的警讯。他说，华府敲响了发动新冷战的战鼓，把中国形容为美国生存的威胁，一些政客和军工复合体的代表也已借此倡议，必须有更庞大的国防开支。他说，华盛顿正在迅速形成把美中关系视为一场经济和军事的零和斗争的共识，这是很危险的。

这种观点一旦普遍化，将形成一种政治氛围，使迫切需要的世界合作越来越难以实现。实际上，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是合力应对气候变化、大流行病和核战争的生存威胁。

不过，像桑德斯等倾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人物和学者毕竟属于少数。美国国内保守的鹰派势力不容低估，我们只能希望拜登和他的团队能保持清醒和理性，同时也希望如亨廷顿所说的，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能发挥协调两国各自利益的能力，以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

亨廷顿写《文明的冲突》，主要目的是要巩固和延续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即白人和基督教文明），他所提出的多项建议，包括：抑制伊斯兰和华人国家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以及和欧洲国家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协调政策，以防止属于其他文明的国家利用它们之间的分歧。拜登智囊团倡导竞争共存，目的也是要更有效的应对中国的挑战，保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和对中国的威慑。

总的来说，美中博弈加剧已成定局，而亚洲将是两强角力和对抗的主战场。新加坡和本区域其他国家很难避免受到溢出效应的冲击。毫无疑问，我国的外交已进入建国以来最具挑战性的时期。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