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社论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上周三（6月16日）在中联办与紫荆文化集团举办的“百年大党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辞时表示，香港应该为中国梦作出贡献；再前几天，林郑于6月12日出席四个中央驻港机构主办的“中国政府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时，也表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香港应有的贡献”。

香港既为中国的一部份，与国家同心追梦是自然不过的事。早在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港澳台工作时就提出“维护长期繁荣稳定，同心共圆中国梦”；2019年，时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谢锋也谈到“香港同国家的发展从来都是紧密相联……希望大家把个人梦想融入香港梦、中国梦。”

然而，是否特首多说两遍“为中国梦作贡献”，便能产生效果呢？一方面，香港社会自身问题连连，可谓泥菩萨过河；另一方面，近两年特区政府处理政治争议不善，内地与香港社会的对立情绪再次升温。香港对国家似乎是包袱多于贡献。

实际上，在林郑言之凿凿要为中国梦作贡献之际，现实中的香港却要依靠内地来解决诸多积弊已久的民生问题。这一方面反映政府对落实中央政策仅流于表面，只知道配合喊喊口号，却从未正视各类问题背后的症结；另一方面，这也显示出政府在政治与民生问题上施力不均。林郑日前义正辞严地声称要杜绝在国安问题上的“只眼开、只眼闭”，但在土地、房屋、院舍、医疗等民生问题上，官员又装聋作哑了多久？政府施政理念如果不加以纠正，不但让香港对中国梦变得有心无力，更可能成为中国梦的负累。

就以防疫工作为例，香港政府无论在推行健康码或全面检测等问题上，反应速度与力度都落后于内地和澳门，以至于香港成了三地防疫的缺口，增加了内地防范输入的压力。

又比如香港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让政府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过去十年，政府先是推行“广东计划”，让香港老人可在广东申领香港的养老福利津贴，以鼓励香港长者在内地养老。尝到甜头后，政府又推行“福建计划”，在本月初的立法会质询中，林郑月娥甚至直言倾向让长者在内地养老，以消解香港银发浪潮的压力。将香港的养老问题推向内地不仅不负责任，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倘若政府不解决香港医疗与院舍不足的问题，从根本上改革医疗与院舍制度，那么，内地需要帮助香港接收多少老人才够呢？

再如香港产业结构单一，年轻人就业发展空间不足，香港政府没有从根本上改革产业结构，反而只是治标不治本地鼓励青年北上发展，即便能够解决一时的就业问题，也不能消除香港经济结构的隐患。

特区政府若能踏踏实实地解决香港各项积弊已久的社会民生问题，让一城之民得以安居乐业，不用依靠内地解决问题，或已是为中国梦作贡献。

从同气连枝到渐行渐远

近两年在香港谈中国梦，可能对一些人来说会不讨好。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的身份认同感调查显示，香港市民“中国人”身份认同指数创1997年以来新低。然而，曾几何时，香港人从不拒绝中国梦，甚至主动拥抱、参与、创造中国梦。

1975年，香港专上学生会提出的“放（放眼世界）、认（认识祖国）、关（关心社会）、争（争取权益）”口号，即是由关怀香港社会出发，再到关怀整体中国发展。与此同时，社会还提出“认中关社”（认识中国，关心社会），《中大学生报》指出“要去了解中国，而不是与之割裂”，这些都显示出那个年代的香港青年主动拥抱，甚至期望创造中国梦的热情。

即便到了八十年代，香港人在面临回归谈判、前路未定的迷茫时，也一边积极寻求自身民主和出路，一边坚持支援中国的民主化。

及至回归之后，即使经历了2003年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风波，香港人也未曾与中国梦切割。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香港民间筹款捐赠达130亿元，同时，多项调查研究亦用数据证明香港人的中国认同感在回归前十数年并未降低，更在北京奥运举办的2008年达到巔峰。

是什么造成了陆港从同气连枝到如今的渐行渐远？为什么这一代的青年对国家甚为抗拒？早前中大亚太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香港人对北京政府的印象，与对落实“一国两制”的信心有密切关系。

香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在政治及经济制度上都与内地有别，“一国两制”的本意就是让我们在同一个国家认同的大前提底下，给予两地一个差异并存的空间。通过这个空间，一方面给香港人和关注香港前路的投资者一颗定心丸，让他们相信香港能够继续发挥部份现有体制的优势，马照跑、舞照跳；另一方面则是期望彼此能够借助这些差异，优势互补，在此基础上各按情况发挥。

然而，在香港社会爆发大冲突之前，港府鲜有认真思考“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应该如何发挥“两制”的优势，而是官僚地得过且过。既然制度允许差异存在，那么能维持原状便维持原状，少做少错。在回归后一段长时间，“一国两制”成为了区隔的代名词。以消极的形式看待两地关系，在“一国两制”空间内因循守旧，必出问题。纵或有点事后孔明，但不同制度的矛盾碰撞愈来愈激烈，可以说是必然的事。

2019年反修例运动引发激烈社会冲突之后，香港政府非常强调“一国”。近两年，尤其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港府十分依赖用法律强调“一国”的趋同。应对当下香港社会对国家的离心，强调“一国”有其道理，但更根本而言，“一国”并不只是法律问题，而是对国家的身份认同，让香港人有国家的观念。要做到这一点，必然考验特首和官员的智慧。

再者，在高举“一国”的同时，特区政府仍然要注重“两制”的差异。香港人非常关心的问题包括：多年来没有实际颠覆国家行为的支联会能否继续存在？又如上周二（6月15日）生效的《电影检查条例》新指引，过去在“两制”的空间下，香港电影拥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如今新指引在堵塞可能破坏“一国”前提的漏洞时，会否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限制了一些不危害国家安全、但只是较为敏感的题材或内容的创作？“一国两制”就是关乎如何拿捏平衡，从来没有一部天书可以说明一切，而是在考验香港政治领袖的能力。

特区政府须重拾领导力

可惜的是，港府自始至终都是中央政策的被动接受者，没有意识到主动探索的责任和积极参与定义与詮释的承担，结果既让中央觉得香港失去了“一国”的安全底线，又可能令一些香港人感到失去“两制”的空间，这可以说是最坏的局面。

事实上，我们不应用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斗争思维来看待“一国两制”，这既会造成僵化极端，引发对立，也让缺乏了香港视角的“一国两制”难以发挥制度优势。“一国两制”需要适应不同时代环境变迁的挑战，需要对其不断探索才能发挥优势。香港政府要想作出贡献，一则不能在“一国”与“两制”之间失衡，引起焦虑；二则不能只当制度的执行者，而要主动思考，提供新的视角，参与成为制度的定义与詮释者。如何主导、运用“两制”的宽容度，既影响经济、文化发展，也关乎能否充分体现“两制”的优势。

1979年，大学三年级的林郑月娥作为香港大学与清华大学交流团副团长赴北京交流，正是回内地搞青年活动的先锋批次。在那个年代，香港青年与内地青年同气连枝，不仅是内地青年追梦的支援者，更主动地投身到明日中国的理想构想中去。从当时的主动构想到如今的被动接受，再次谈起中国梦的林郑月娥，不仅要寻回自己年少时的理想与热情，也要有智慧地带领官员与社会，寻回那份主动积极的温度。当再谈如何贡献国家的时候，她更应该记得首任特首董建华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