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防部长岸信夫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防开支预算不应拘泥于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1%。这是一个重要宣示。

从1976年三木内阁决定国防开支预算不超过GDP的1%以来，除1987年至1989年度突破限额，和2010年GDP下降而突破限额之外，历届内阁都遵循了这一原则。中曾根内阁突破限额时，也表示“尊重1%框架限制的精神”。

40多年来，把国防开支限制在GDP的1%以内是日本的自我约束，也是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日本的“低军费”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战后和平主义的一个象征。

那为什么日本国防开支不再拘泥于GDP的1%呢？岸信夫说，日本的安全环境变了，中国的发展打破了地区军事平衡，必须增强防卫力量。这是“中国威胁论”，并不新鲜。在“中国威胁论”基础上，日本放弃了战后和平主义路线，从安倍内阁开始向“积极和平主义”国家战略转换。

战后和平主义被日本一些人认为是过度依赖美国、“消极”和“被动”的立国战略，必须转向“主动”和“积极”的和平主义，通过主动、积极外交和安全战略维护自身安全，同时加强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多边联盟重构国际秩序。在“积极和平主义”国家战略下，日本安全战略已经转换，必然要求国防开支上涨。

国防开支不再拘泥于GDP的1%，说明日本将进一步扩大军事开支，提升军事能力。安倍内阁国防开支连续八年增长，菅义伟政府继承其前任的加强军备政策。2021年度预算中，军费又大幅度提高，较上年开支提高3.3%，连续六年超过5万亿日元（约604亿新元）。

日本要建设“多维综合防卫能力”，新年度预算中包括用于制造和购买新型战机、导弹和航空母舰，以及太空、网络、电磁波等新防卫领域的建设经费。日本还计划引进取代陆上导弹防御系统的两艘宙斯盾舰，增加研发经费提高导弹射程。岸信夫说，日本的防卫要适应技术革新飞速进步和战争方式的改变。

国防开支不再拘泥于GDP的1%，说明日本将进一步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承担更多安全责任。日美在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上达成共识，在菅义伟访美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中承诺增强防卫能力，强化同盟和区域安全。

日美不仅加快军事一体化，加强对第一岛链防卫的军事部署，还将加快军事合作，提高协同作战能力。例如最近日美商讨太空监测合作，为保证与美国密切配合，日本将加快完善太空监测能力。

国防开支不再拘泥于GDP的1%，也说明日本安全战略转换进入新阶段。日本前副内阁秘书长助理兼原信克说，1976年三木内阁决定国防开支限制在GDP的1%以内，与首个《防卫大纲》确定的“基础防卫力量构想”一致，认为与其对抗苏联威胁，不如避免刺激。而现在为了对抗中国，日本必须提高基础防卫能力。

岸信夫说，日本必须以与过去截然不同的速度加强防卫力量。这表明日本对中国的安全战略，与冷战时期对苏联的安全战略完全不同。这也说明，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已经为“积极和平主义”所取代。而国防开支突破GDP的1%框架，是安倍内阁以来安全战略转换进入新阶段的转折点。

国防开支不再拘泥于GDP的1%，也说明日本安全战略正在向主动、积极的方向转变。岸信夫说，日本的国防开支不再考虑GDP的占比，而是要保证国防需要的经费。国防需要的经费标准是什么？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2018年的日本《防卫大纲》表示，防卫力量要能积极、战略地推进多种应对，要能创造安全环境和抑制威胁。日本强调具有威慑力和抑制力，要让对方充分了解行动必须付出的代价，达到使对方放弃行动的目的。

岸信夫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三种形式。一是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日本国内一直在讨论要拥有攻击对方导弹基地的能力。

二是介入危机和参与战争的能力，如《日美联合声明》重提台湾问题，岸信夫说现在没有介入台海的计划，但不排除根据局势变化调整政策，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根据《美日安保条约》，日本有配合美军行动的义务。日本已经解除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

三是介入海洋安全的能力。日本参与和主导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对话以及各种多边军事合作，在东海、南中国海和印度洋频繁进行多边军演。日本的军力正在超出本土防卫的范围。因此，国防开支不再拘泥于GDP的1%的框架，说明日本安全战略转换继续深化。这是“积极和平主义”国家战略转换的必然结果。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东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