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香港01社论

本月初，国际间传来一则重要消息，七国集团（G7）在英国伦敦举行财长会议期间，为制定全球最低企业税达成了共识。简单而言，G7同意向边际利润高于10%的大企业开刀，而最低税率建议不低于15%。虽然G7的共识还要再交到二十国集团（G20）让更多国家参与讨论，但这无疑为相关倡议推进了一大步，也无怪乎G7各国财长之后相继宣称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全球最低企业税为何如此有历史意义？过去数十年，经济新自由主义理论大行其道，各国追求为企业“松绑”，去监管化、降低税率等方法相继推出。尽管这一系列的措施或许真的对企业经营带来众多好处，但社会却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去监管化后来引致华尔街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爆煲”事件，触发了2008年金融海啸，重创全球经济，美欧首当其冲，其他经济体亦未能幸免，部份至今仍未恢复。

另一方面，经济新自由主义相信政府花钱欠缺效率，因此认为政府能不管的地方，应尽量不管；既然政府不应该管，也就没有必要交那么多税，低税等同“藏富于民”的概念由是一度流行。此外，为了吸引跨国企业进驻，各国政府纷纷调低税率，而企业也利用这些机会将大笔利润转移到税率低的国家或地区以避税，这就是经常成为讨论题目的“税基侵蚀及利润转移”（BEPS）问题。过去三十年，多国之间发生竞相减税的恶性竞争，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单从2000年至今的二十多年间，OECD国家的公司所得税平均税率已从32.3%下降8.6个百分点至23.7%。

最低税也许不完美 惟可终结恶性竞争

税基下行纵然不至于触发像金融海啸如此爆炸性的全球危机，却无声无息地制造了无数社会问题。财政收入下降令政府能用的钱愈来愈少，结果真的如新自由主义所希望般愈管愈少。虽然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效率也许更高，但“藏富于民”的“民”终究只是驾驭资本规律的少数资本家，放任性资本主义结果是令财富更加集中，加剧了社会的经济不平等。新冠疫情下全球富人因为资产升值而身家暴增，低下阶层却饱受失业或收入下降等问题困扰。就算政府不想减少社会保障，但长期收入下降也令公共财政捉襟见肘，变相令政府债台高筑，大多数西方发达经济体近年普遍如此。

虽然G7就全球最低企业税达成原则性共识，但前路依然崎岖，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化解，估计还会有不少障碍。就以电商巨头亚马逊（Amazon）为例，它是欧盟计划开征“数码税”的对象，然而，这一次共识可能不会将这家互联网公司涵括在内，因为它的利润率是6.3%，还未达到10%的门槛，但欧盟国家是否会让其过关，还是未知之数。

事实上，美国政府之所以由以往表明反对，至拜登政府上任后突然改为热衷推动全球最低企业税计划，背后实与美欧之间的利益冲突相关。过去数年，欧洲有不少国家由于不满大型科技企业可以避开传统税网，开始对科技企业加征数码税。这些科技巨企多为美国公司，因而引起了美国的不满，上任总统特朗普甚至威胁会全面反击，对欧洲出口美国产品大幅加征关税，美欧关系早就存在的芥蒂因而激化。拜登政府转向积极推动全球最低企业税，其中一个目的无疑是藉看似比较公平的方法代替对美企具有针对性的数码税，而欧洲也可以避免与美国直接开火、陷入争议。

姑勿论这项计划的缺陷，全球最低企业税确可针对企业避税的制度漏洞，这是值得肯定的。开征全球最低企业税的目的正是要阻止税率继续下降，令大型企业负上其应负的社会责任，让各国政府无法找藉口规避二次分配的责任，从而缓和新自由主义制造的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正如美国财长耶伦（Janet Yellen）所言，这项计划“可以终结长达三十年的恶性竞争”，避免好像苹果（Apple）这样的超大型企业通过将注册地设置在爱尔兰而获得在欧盟只支付少于1%税金的特殊待遇。

贫穷悬殊撕裂社会 加税有助缓解不公

从德、法两个欧洲大国最初在OECD和G20针对BEPS提出最低企业税倡议开始，到G7就此终于达成了共识，香港对国际间如此重大变革的反应一直非常冷淡。市场普遍认为，这项计划有可能对包括香港在内的低税经济体造成消极影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回应相关问题时，只是说预期其对香港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有多大则需要进一步研究，并会构思如何对应。

先不论全球最低企业税的讨论已经存在多年，港府至今尚未能给出一个更具体的应对蓝图，更重要的是全球最低企业税的意义并非单纯只是会否令一些大企业迁离香港等表面问题，而更在于它进一步标志了新自由主义的没落，以及追求以调整税制等方式进行社会再分配的国际潮流共识。

近年在发达国家中，贫富悬殊问题愈发严重，已经到了引起严重社会矛盾的地步。去年5月，美国黑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再次激起了美国各地的黑人平权运动。这除了是种族歧视的问题之外，也是黑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经济成果未能有效分配而长期累积不满的结果。近日美国传媒更曝光美国税务局的机密文件，显示全美最富有的25名超级富豪在2014至2018年间所交的实际税率只有3.4%，远远低于美国一般劳动阶层的24.2%，当中反映的经济不公何等严重，不言而喻。

香港也是分配严重不公的社会，我们多次指出，无论是2014年的“占中”，还是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巨大社会动荡表面看似由陆港政治矛盾引发，更根本原因是潜藏在社会内部的经济不公这个深层次矛盾。社会贫富悬殊、经济结构固化以致上行阶梯几乎封闭，令年轻人看不到发展机遇，甚至对未来感到绝望。一些投机政客作出政治煽动，把年轻人的绝望心理导向仇外，把自己面对的困境归咎于内地对香港的影响。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严刑峻法只能收一时之效，针对贫富悬殊背后的原因下药，才是治本之道。

全球最低企业税跨进一大步，也应为香港带来启示。经济新自由主义“低税便是好”的想法已经不合时宜，各国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对企业的盈利收取合理税收，令政府更有能力重新分配资源，使社会公平正义得以伸张。过去，香港一直以作为低税的自由港感到自豪，现在也是时候放下这种过时的自豪感，重新思考如何承担二次分配责任。事实上，如果“减税藏富于民令社会更好”，那么，为何香港公营医疗系统永远都是求过于供、病人做手术的轮候时间动辄以年计？为何高效的私营医疗沦为社会多数成员无力负担的服务？

毫无疑问，医疗是香港需要投放更多资金的公共领域，除此之外，香港尚有诸如房屋、退休保障、失业保障等诸多需要政府提供的社会安全网，政府必须提供更合适和可持续的资金支持，重构税务制度是值得思考的路径。众所周知，要改善居住环境、增加社会保障、推动经济转型、创造更符合生活品质需要的就业环境，无不需要一笔长远收入来支持，这些都不是单靠现有的财政盈余能完全解决的问题，香港政府和精英阶层应该借着全球最低企业税计划的推进，严肃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以及税收如何为社会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