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作者：茅岳霖

到6月11日，从4月27日被确认暴发的新一轮越南疫情已造成6718人感染，越南累计患者人数已达9635人，这意味着该国此次因变种冠病病毒造成的感染者比前三轮疫情造成的感染者都要多。越南两大工业省北宁、北江仍陷于瘫痪，胡志明市周边地区工业地带出现小规模停产。

越方虽然依靠封城、封路、集中隔离、大规模收治有效减缓了疫情蔓延的速度，但重症病房里的患者正在不动声色地消耗越南本就捉襟见肘的医疗资源。工业地带全面停产带来的经济停摆又甚于2020年。在这个时候，以大量接种疫苗配合疫情管制，取代2020年时机械封城的做法，已成为河内仅剩的选择。

至于选用什么疫苗，河内方面回旋的余地反而有限。当外界一度以为河内会在俄罗斯、美国或英国疫苗间选择时，很少有人会想到，来自中国的疫苗可能将在2021年下半年成为拯救越南的关键。在越南总理范明政在6月4日专门致电中国总理李克强，希望“中国合作并协助越南实现新冠疫苗计划”后，此前退居幕后的中国正在扮演特別的角色。

的确，河内方面仍要向外界展示自己在获取疫苗上的能力。譬如越南卫生部部长阮青龙5月31日表示，越南于2021年底“获得1.5亿剂新冠疫苗”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按越南卫生部的方案，他们已拟定3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3100万剂辉瑞/BioNtech疫苗以及借“全球冠病疫苗获取机制”（COVAX）购买3890万剂疫苗的计划。可到6月上旬，越南仅能借COVAX机制和原合同入手29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其此前计划采用的俄罗斯“卫星V”仍未纳入接种计划。

考虑到美国的疫苗产能爆发需要时间，其总统拜登许诺的“5亿疫苗”尚未规定具体期限。在越南需要立即对河内、胡志明市以及岘港周边疫区工人、警察、医护人员等易感人群展开接种之际，越方此前签订的大量合同远水难解近渴。

从操作的可能性来看，越南卫生部从5月17日开始加速谈判，并在6月初宣布紧急使用的中国国药灭活疫苗倒大有可能帮助河内方面填补需求的空白。阮青龙的胸有成竹想必也与此有关。

国药集团早在2010年就在越南设立疫苗工厂，其两处主要生产基地都在河内，这使得越南方面如有需求，北京一侧甚至可以立刻安排其在本地的生产。河内一侧对于国药集团疫苗产能、疗效的可靠度也有切身体会。

虽然很多来自越南河内、胡志明市和美国加州橙县的网民都会在社交网络上发贴，咬牙切齿地表示“宁死不打中国疫苗”。但也有一些在海外求学、经商以及处理公务的越南人已早早在意大利、柬埔寨、中国注射了国药和科兴疫苗，来自他们的第一手经验让河内高层拿定了主意。国药疫苗2021年4月起月产能1亿剂、年产能10亿剂的额度，也令越方感到安心。

不可否认，越南方面出于疫苗来源多样化的考量，在6月上旬仍继续和法国赛诺菲、美国强生和欧盟、澳洲、瑞士各方展开过接触和商谈，但结果并不如人意。

越方急切希望与赛诺菲、强生等公司达成技术转让协议，尽快设厂，可这些要求都只得到了对方“将研究可行性”的回复。澳洲、瑞士等国虽然承诺捐款，但其周期已延长至两、三年内。其中澳洲的捐款被指定购买辉瑞疫苗。在与法国大使的商谈中，法方甚至还“建议”越方应购买强生疫苗为在越法国侨民注射。

与此同时，越南在6月上旬还鼓励所有地方、政府企业和单位参与采购疫苗货源，同时确定了36家符合进口资质的企业。但到6月中旬，在全球疫苗供应短缺的情况下，这一行动的成效也相当有限。当阿斯利康疫苗已经在越南造成了人员伤亡，俄罗斯“卫星V”仍未在越南投产之际，能为越南短时间立即填补空缺的，似乎也只剩距离越南最近的中国疫苗。

有越南观察家认为，中越间直到1991年才完全正常化的外交关系让越南民间心存芥蒂，医药方面尤为突出：越南人一方面热衷传统中药，甚至比中国人还坚信“安宫牛黄丸”等药物曾经含有的犀牛角成分有“起死回生”的效果。但另一方面，越南的医院用药名录中却没有中成药。

因此，对中国疫苗说“不”是越南民间可以预见的反应，这种条件反射式的“反华”心态也让越南官员对于进口中国疫苗能尽快拿定主意。而就当下局面来说，依靠国药的巨量产能，越南在完成其至少7500万居民的接种工作时或许可以少些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