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

香港外科手术式的政改，既不幸又不可避免。不幸的是它打乱了一国两制的原设计，使香港成为新冷战的火力点和前沿阵地。　　　

不可避免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能够容忍暴力示威持续一年多，整个城市变成游击战场，直到被冠状病毒疫情打断；也没有任何政府能够容忍自己的领土，长期被外部势力当作情报和颠覆基地，成为贪官权贵和不法商人的藏污纳垢之所；香港舆论发展到“逢中必反”也是不可持续的。可以说，这次中共被逼上了梁山。

香港事变的实质

在重塑香港治理模式时，中共须认清香港事变是两种制度、两套价值观和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其意义远远超出了香港本身。香港长期被评为经济最自由的国际都市，它在价值观上深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足为奇。

中共在香港面对的也是它在世界范围内面对的形势，但它在世界其它地方缺乏它在香港的管制能力。慎用和用好这种能力是一大挑战，因为处理好香港问题，对中共处理与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关系意义重大，不能简单粗暴地当内政对待。

国际上中共正极力避免一场新冷战。它的困境是被国际主流话语体系反面定性了，与香港暴力示威者对它的反面定性原因相同。在“恶”的标签下，它做的好事被无视，缺点被无限夸大，取得的成就也被看作威胁。

如果只是被西方国家骂也就罢了，但由于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第三世界国家精英接受的几乎都是西式教育，在不同程度上内化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所以中国在国际舆论上的弱势是难免的，这在中国周边国家的舆论中也可以看到。

这说明中国崛起了，但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这在香港表现得最突出。香港抗议运动中的暴力行为，所传递的信息是死不认同，宁愿拼个鱼死网破。

中共的底气和盲点

香港事变后，这种不认同在台湾发展更迅猛和彻底，连国民党也被裹挟而去。这种发生在自家门口，同文同种人群中的死不认同，很值得深思检讨，把一切都归因于“敌对势力作祟“是一种逃避。

中共的批评者，无论善意还是恶意，所举的“恶行”都不外乎西方主流媒体上的老生常谈：侵犯人权、压制言论和思想、关押异见人士、抓捕律师、办学习班、封银行账号、拿家人和亲朋来要挟不同政见者等等。

这些案例即使存在，也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极其有限，但在西方主流媒体的放大下，它们却盖过了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和全方位的进步，成为对中共定性的根据；而且在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下，这种定性很容易被世界接受。

总的来说，在中共治下社会稳定，经济繁荣，14亿大陆人民安居乐业，对中共的统治比较认同，政府的支持率也高于多数民主国家。中国远非一些主流媒体笔下的那么一个可怕的集中营，许多外国人很乐意长期旅居中国，并很享受在中国的生活。

中国的制度给他们，也给中国老百姓提供了足够的自由空间和丰富的公共产品，诸如良好的治安，便利的交通，发达的通讯和金融服务，还有巨大地区差异所带来的丰富文化生活。尽管历史上犯了不少错误，走了不少弯路，但中共成就斐然——老百姓不接受这个外来的“邪恶”标签。

相反，他们认为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由于内部的种族歧视、贫富差别、金钱政治、腐败和糟糕的社会治安，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口，以及贩毒、嫖娼、暴力、贩卖人口，几乎天天都发生的枪击事件和暴恐威胁等等，更配得上这个标签。

但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并不以这些为原罪，以至于这些对人民生活质量和国家发展的破坏作用大得多的邪恶，被熟视无睹，任其泛滥，导致了治理危机。中国制度和治理方式对这些病态非常有效，却恰恰是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中缺失的，造成中国的优点被无视，西方民主政治危机不断而且找不到出路。

治理成效的鲜明对比，给了中共据理力争和反击的底气。它争夺话语权的努力被嘲笑为”战狼外交”，暴露出了西方一贯居高临下的傲慢、双标和越来越站不住脚的优越感。但中共的反击中也带有一些盲点，影响了效果。

首先，全盘西化是死路一条，但全面对抗也是行不通的。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不是没有道理的——它同现代化和现代文明密不可分，在历史大势上是进步的，至今仍有许多可以学习和吸收的东西。当一个大国自我膨胀，自以为是，不再学习了，它的衰落就开始了，这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的教训。

自由主义的魅力在于，它对人权和自由的呵护很符合人性的要求，因而能被不分国界、种族、宗教、文化和阶级成分的人们接受。对抗普世价值就是对抗人性，不仅阻碍自己进步，也会到处树敌，且很容易被贴上邪恶的标签。

其次，自由主义是一个有缺陷的体系，应该批判。但由于缺乏理论创新，中共批自由主义的结果往往是纵容复辟势力，使自己倒退回文革时代的水平。比如有意无意地再祭起“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和“废除私有制”的旧理论，就会理直气壮地侵犯人权和破坏法治，这肯定得不到世界的认同。

再比如个人崇拜，中共官场里急于往上爬的人都乐此不疲，但它对现代文明人来说像吃了苍蝇。它在官场泛滥就是官场堕落的表现，向社会扩散就是国家法西斯化的前奏。

再次，说前30年和后30年互不否定、相互贯通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但由于没有认真深入地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其实际效果往往是模糊是非，混淆视听，让一些人打着“不忘初心”旗号大开历史倒车。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全面孤立，现在退回那个时代更得不到世界的认同，只会坐实“中国威胁论”。

世界认同与和平崛起

当前中国有一个难得的机遇，来改变自由主义“政府是一个不能没有的恶”（necessary evil）的定势思维：它可用自身的例子（如基建和这次抗疫的成就）来展示政府能够发挥多方面的建设作用，并指出西方骂政府，限制政府，使政府难有作为，出了问题又都去找政府的矛盾之处。

西方人对政治的思考，着重于防止政府和政客干坏事，所有的制度安排，如三权分立、平衡制约、法治、选举民主等，都围绕这个目的；而中华文化更注重政府办好事的能力。在百年巨变中这种能力越显重要，也必然会越来越被西方认识到。改变了他们对政府角色的看法，就会改变他们对中国大政府体制和政策的厌恶和恐惧，使他们更容易认可中国的做法。

中国目前的方针是要为世界树立一个好榜样，但对一个期望和平崛起的大国，更重要的是尽可能多地取得世界的认同。前者只需专注于自己的事情，而后者还须要同世界磨合，难度更大。

中共在新疆“再教育营”问题上遭遇群殴，就是只顾前者不顾后者的结果。中国是否能取得国际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融合中西两种话语体系的优点，弥补两者的缺陷，建立起一个更有效的新体系，而不是以坚持“中国特色”来对抗主流。

这就需要中国大大提高自己各方面的水平（尤其是法治水平），在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上做得比西方国家更好、更有实质意义——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使人民更有获得感”。这并不难，因为良治并不需要靠恶政来实现。这样人们就不再感觉中国是个威胁，也乐于承认中国模式的优点。

如果一时无法达到高水平，退而求其次就是使自己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更加人性化，这也能博得广泛认同。有了广泛的认同，就有了和平崛起的国际民意基础。

中共的香港机遇

香港人对大陆的感受，与世界各地受自由主义熏陶的人群是相通的，他们对大陆的偏见和误解也可以类比。所以，这次香港巨变对大陆是个难得的机会：香港的再治理给中共一个探索、磨合和取得国际认同的机会和试验田。处理好同香港的关系，也就有经验和能力来处理同“自由世界”的关系，使自己不再被视为异己和威胁。

当然，“逢中必反”的文化香港有，台湾和世界各地也有，它必然会催生一批坚决、全天候、无条件的反共反华势力。但中共制定政策主要关注的，应该是那些朴实、只想过好日子的平民大众，他们的看法和态度的转变，才是带根本性的转变。

这次政改也给了中共一个能够比较直接为香港人民服务的机会；要服务好就不能不顾及这个自由主义港湾的特点。中共如能同香港相处愉快，就能同世界相处愉快。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在重塑香港治理模式时，中共须认清香港事变是两种制度、两套价值观和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其意义远远超出了香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