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远

今年5月21日，韩美首脑峰会期间，两国在气候、全球健康、新兴技术（包括5G和6G技术及半导体）、供应链弹性等方面达成重要共识，并重申承认包括“四方安全对话”在内的开放、透明和包容性的区域多边主义的重要性。

而在3月12日，美日印澳四国同意在疫苗、重要和新兴技术、气候变化等领域，共同设置工作小组推进合作。虽然韩国没有迫于美国压力，宣布加入“四方安全对话+”体系，但是在合作内容和形式上，韩国似乎都显现出“四方安全对话+”参与国特性。

今年3月10日，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表示韩国将考虑是否以“透明、开放和包容”的方式加入“四方安全对话”。4月2日，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徐薰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杰克·沙利文举行会谈。沙利文强烈要求韩国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徐薰呼吁美方理解韩方立场。

今年5月18日，韩国《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韩美首脑峰会期间，韩国可能倾向于部分参加“四方安全对话”。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20日报道，五位知情人士透露，预计韩国将同意加强与“四方安全对话”合作等措辞。

今年3月，美韩达成为期六年的军费分摊协议，结束了两国近两年的争端。2021年5月11日，美国、韩国、日本等国64家企业宣布成立美国半导体联盟。2021年5月18日，韩国与美国进行最后谈判，以加入美国宇航局的阿尔忒弥斯计划。同日，美日韩三国同意于2021年6月举行联合空军演习。在美国斡旋下，美日韩也同意适当时机重启三方会谈。

韩国参与“四方安全对话+”主要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一方面，韩国直接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国家为主所举办的活动、会议。韩国在2020年3月20日，首次加入与“四方安全对话+”国家的对话，就冠状病毒疫情应对进行了讨论。《印度时报》等媒体认为，这是“四方安全对话”迈向“四方安全对话+”重要标志。

另一方面，韩国通过参与民主10国（七国集团和四方安全对话结合版），隐性、间接参加“四方安全对话+”。今年6月，韩国将受邀参加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美韩日三国计划在七国集团峰会后举行会议，这将是自2017年以来三国首次举行三方会议。

韩国迈向“四方安全对话+”的影响

一、韩国不断迈向“四方安全对话+”会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和“破窗效应”。

虽然美国一直试图扩大“四方安全对话”，但对引发中国“报复”的担忧，相关国家一直避免做出明确表态。虽然这次峰会联合声明中没有涉及中国议题，但透露出韩国加强与“四方安全对话”国家合作的动向。这将不断打破“四方安全对话”的固有组织框架和地区现状。

如果中国采取措施，韩国将可能进一步倒入美国阵营，地区力量平衡向有利于美国方向转移。如果中国不采取措施，将变相鼓励越南、英国、加拿大等国采取效仿行为。届时，中国的外交选择和空间将变得更为艰难。

二、围堵中国的“七国集团（G7）+欧盟（EU）+四国安全对话（Q4）+非北约盟友（MNNA）+”框架更加完善。

不同于美苏冷战以东西方两大阵营沿线对峙，全球价值链镶嵌等因素，使得中美博弈更具碎片化，由此迫使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以“七国集团（G7）+欧盟（EU）+四国安全对话（Q4）+非北约盟友（MNNA）+”的框架进行。

拜登政府最需要做的就是弥合这种不连续的、存在分歧的框架。这种弥合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彼此存在分歧但与美国拥有坚实双边关系的盟友（如韩日、英德法、以阿），美国充当“调停人”加以弥合和领导；第二，与美国存在分歧但与其他盟友拥有良好双边关系的非主要敌人（如缅甸、泰国），美国充当“旁观者”实现间接弥合。虽然韩国没有明确表达加入“四方安全对话+”，但其实质性举动将是对这一框架的重大推进。

金正恩上台后，采取与前任政府不同的外交政策，试图在东北亚地区采取更加平衡的策略。特朗普政府对朝鲜的极限施压和制裁，迫使朝鲜暂时放弃这一计划。随着拜登政府确认继承2018年朝美首脑会晤所达成的协议，朝鲜很可能接受拜登政府的友谊姿态。但为确保一定的战略威慑，朝鲜很可能采取同时发展核武器与发展经济的“对冲策略”。一方面，通过低强度发展核武器，应对美韩日威胁，实现国防与战略安全。

另一方面，推进与美日韩的经济合作，实现“正常化国家”转型，在中美韩日之间实现战略对冲。为推进遏制中国的大战略，拜登政府也很可能一定程度上默认这计划，在军事和政治上接触、管控朝鲜的同时，实现与朝鲜的经济交往和外交开放。

曾担任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莉特别助理的迈克尔·福克斯，就建议美国应为美朝建立外交关系制定联合路线，与朝鲜建立更高级、更常规的沟通渠道。今年4月底，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也对记者表示，美国的政策要求采取标准化、务实的方式，对朝鲜开放，并将探索与其开展外交。

在拜登政府重回对朝缓和与朝鲜谋求战略平衡的互动下，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角色和作用很可能被稀释。一旦韩美、朝韩关系实质性改善，甚至美韩与朝建交，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将向美方转移。同时，日本也在不断推进与俄罗斯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解决方案。整体而言，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将受到挤压。

“四方安全对话+”不仅仅涉及冷战时期北约组织的军事要素，更是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等多重要素。对中国而言，最大应对困难就是涉及国家众多且集中周边领域，处理不善容易导致中国陷入孤立地步。最大优势就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已建立起强大价值链纽带，以及组织内部分歧无法形成统一对华战线，为中国赢得战略灵活性。

韩国不断迈向“四方安全对话+”将是对这种困难与优势如何转化的考验，其实质性意义将远大于象征意义。面对较为稳定的安全格局和权力架构可能被打破的局面，中国切实须要调整外交方向和思路灵活应对。

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

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生

“四方安全对话+”不仅仅涉及冷战时期北约组织的军事要素，更是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等多重要素。对中国而言，最大应对困难就是涉及国家众多且集中周边领域，处理不善容易导致中国陷入孤立地步。